时势逆转，「香港已死」论充斥社会，过去愿景幻灭，香港人有何出路？何谓「新香港人」？有何素质？教育和文化系统？怎样栽培这些素质？
一、时势转变
摩根士丹利（亚洲）前主席罗奇（Stephen Roach）称香港已死。终审法院前非常任法官岑耀信（Lord Sumption）辞任返英后，称香港法治崩坏，公开的合法程序计划被判定违法乱港。香港移民外地的网红说香港精神不在，只靠海外的香港流散人士保留。果真如此？似乎一个中西合璧的香港已经消失，西方制裁香港人和机构，是否暗示香港需要再次火凤凰寻求蜕变？
另一方面，中国提出「大湾区」计划，安排香港发挥「一国两制」的角色，成为大湾区的重要一员。中国亦宣示要在香港全面治权，不单是主权——这是否意味「一国两制」要重新演绎？加上《港区国安法》、《基本法》廿三条立法，香港愈来愈大陆化，每周北上吃喝玩乐的港人日增，香港的特色是否褪色什至消失？
新闻自由收紧、示威游行不再、教育要包括国安和国民教育、公务员要宣誓效忠，是否意味着香港的公共讨论空间收窄？舆论单一化？只有螺旋形的民意缄默？
二、理想幻灭
曾经有人借着九七契机，推动香港民主选举，希望可以作示範单位，推动中国的民主化。但提出种种的民主方案，却因为矛盾激化；各方判定时间表缓急不同，以致社会冲突。社运被标签为西方主导的「颜色革命」，是否抹煞了本土的自主性和土生土长青年的意愿？香港表达空间亦同时收紧了吗？
第二种理想是建设祖国。香港人曾对中国的现代化，在各专业上产生贡献，如医疗、廉政、教育、社会福利、会计、金融、法律等。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前铺后厂的安排，亦对中国外贸有牵头作用。如今香港GDP相对中国大陆大幅下降，人民币离岸结算亦比例上不及金砖四国。香港是否对祖国建设失去力量，只有作花瓶的人大委员吗？
第三种理想幻灭，是作为中西桥梁。香港在中国自从韩战以来的对外合作：乒乓外交的中美联合声明、改革开放、入世贸成为世界工厂，一直扮演重要的桥梁角色。如今西方刻意要逆全球化，保护主义抬头，发动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货币战等；中国亦采取反扑措施，都可能削弱香港作为中介角色。如果香港的政事只是中国国内的事情，在世界上只是中国的南方的一个城市，不需要向国际社会交代，而失去其作为中西中外桥梁的角色，又怎能为大湾区或一带一路作出贡献？
三、香港人的剩馀价值
大湾区计划对香港角色定位，肯定不及深圳的亲生儿子角色，在科研与工业上微不足道，也许只能在专业化和融资上，带出一些贡献。香港精神不会再被重视。
去殖民化是另一个旅程。怎样将过去西方的论述和教育制度，尤其是法官系统，什至公务员系统等净化？继续大陆化又是否良性出路？
香港人是否从一个殖民身份演变成另一个特区身份？过去是被动的殖民，如今是被动的特区居民，其价值是经济而非思想，功能生产而非独立思考，只要不质问不搞事不制造麻烦，安静了却馀生。难怪许多香港人，尤其是青年人，都觉得难有出路，自我放逐。但何处是吾家？寄人篱下怎样长存？对下一代有何意义？尤其是西方对华人科学家、商业人才都抱怀疑态度，什至排斥的情况下，怎能久安？
四、重新认识中国
要解开香港人对中国的情意结，减少其恐惧感，终止香港精英流散，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中国。每个国家有其历史，有其挣扎，有其善美与丑恶。想起中国，许多人只有大跃进、文革、六四、阶级斗争等，诚言这些是创伤。
最近我阅读中国人民大学退休教授温铁军的《八次危机》和《去依附》，加深了解中国立国几十年的重重危机和靠农村软着陆。在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城市化去地土和生态，制造多次经济和社会危机，如通胀、产能过剩、青年失业等。1949至58年全盘苏联化，1980至2008年全部西化。如今尝试建立内需，建立双循环，建立农村生态文明。过去是城市的「五通」，今天是农村的五通，包括道路、资讯、水电等。
方向是重拾中国文化的养份，追求均富，重建教育和科研，建立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经济和民生关系。脱离依附东方或西方强国，摆脱只有一种现代化的论述。建立国家的基建，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灭赤贫，增加中产阶级。重视绿色科技，地方分权自主，市场有对内和对外竞争，引进外国科技及企业。提出一带一路的另类发展，免被封锁，协助大西北发展，建运河，对发展中国家投资基建和产业。这些发展，是远远超过只论述文革十年浩劫和一党专政可以概括，亦是西方和香港人，需要重新认识中国的地方。
五、重新认识西方
西方本来是不及东方的文明，马可勃罗来华可见其差距。却在黄仁宇写的《万历十五年》记载，自从明朝1587年之后数百年，中国在政治经济民生，受各种的繁琐规条传统，似乎没有进步过。宋明理学亦是枷锁，未能释放人性和动力。
与此同时，西方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科学及工业革命，海洋势力及军事力量反超前，在过去二百年横扫全球，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展国家。然而，一次和二次世界大战，都在欧洲开始，证明西方有其霸权心态和自己的问题。回顾过去一百年殖民帝国的历史，她们从发展中国家寻求资本，掠夺其人力、矿物、地土和市场，作为现代化的资本。我们向往西方的民主自由体制之馀，亦发现其现代化对原住民和殖民的劳役和剥削。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成功，在乎加尔文的新教主义，清教徒的气质在其节俭、勤劳、公义、关怀和敬虔。过去西方，尤其是美国资本主义的成功，就建立了其对政治制度的自信。然而，1930年间，在中国五四青年都说要全盘西化，惟有办《东方杂志》的杜亚泉认为，东西方各有长处，西方亦有其困难的地方，正如世界大战。日裔美籍作家福山提出《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指出西方不再节俭，不再勤劳、关怀、正义和敬虔，一直走下坡，社会贫富矛盾、种族歧视、政治收买、科技商品化等，失去其战后的优势。虽然其大学和科研仍是世界之首，但产业空心化、金融化、数码化、虚拟化，使生产力离开本土、离开地土、离开人民。
为什么美国重视自己的民主制度？却在亚非拉支持独裁者？为什么在其高举民主和和平，却为石油争夺和「美金霸权」？以军事攻击其他国家，绕过联合国单边行事，其正义的道德高地，渐渐受到质疑。如今沙地阿拉伯宣布不需要用美元购买石油，美元和美国的国际势力是否加快下滑？
六、新香港人素质
要建立新香港人素质，必要了解其文化背景，地理图像和世界未来发展。
（甲）文化多元：香港曾经是华人社会最能包容并兼的地方。在政治经济、出版、会计上开放，中西合璧。有英国人的法治精神和中国人的务实，是典型的华洋共处。在九七年和国安法之后，可否仍然提升香港的多元文化兼容发展，以香港的南亚裔和西方人的群体和企业作为基础？大陆专才来港本是美事，由重视西方扩大至全球，包括亚非拉的人才。
（乙）文化结合：文化相容和多元，需要进一步结合。中国人的智慧加上西方人的科技、中国人的忍耐加上西方人的现实、中国人的天人物我加上西方的人本主义、中国人的敬天加上西方人的信仰，结合起来，无论是在商业、教育、社会、公共政策等，都可能会有其作用。
（丙）边缘性：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是中国边陲的地方，是国内国外的狭缝。香港人因此可以往内及外观察事物，看见内外结合的多种可能性，看见矛盾和连结的可能性。一国两制不单是在经济上有贡献，而且要在文化审视眼光上，香港人亦都可以发挥其独特之处。
（丁）细小性：相对于大陆，香港是微不足道：无论在经济发展，地理比例，人口多寡，不值一提。然而，小仍是美，有很多好处，可以作实验性、探索性、社会或教育上的实验。高等教育在香港占全球一百强的比例，远远超越中国全国大学的比例。细小可以作为发酵作用，社会改良从小开始。香港除了居住问题，其他在廉政、政府生态、经济机会、法治、教育、社福、宗教、医疗等许多地方，都可以给中国提供参考，什至亚太地区。
（戊）过渡性：香港从渔村至难民避难所、从转口站（韩战）至工业化、从在国内生产至全球金融中心。从1967、1984、1997、2018年移民潮和回归潮，香港人永远活在过渡当中。过渡缺乏归属，没有根，四海为家，但亦有其好处。香港人适应性强，寻找新的发展机会，寻找安身立命的地方，永远无惧重新做起，创意无限，努力不懈。这也许是创造未来在中西矛盾尖锐化的新力量，成为在不肯定提升的世界当中的主导领袖基因。
（己）国际性：香港是国际性城市，外国企业、宣教组织、宗教团体、文化机构、志愿团体等都在香港有总部或分部。香港人在酒店管理、铁路管理、大学经营、中小学发展、教会建立、出版事业、会计与电影音乐等都在前端，什至科研、医疗都有世界水平。
平心而论，西方精英并不认识中国，西方政客对中国狭窄认识和存有偏见。什至在苏联解体之后，急不及待期望中国的解体。殊不知道社会主义亦都有其多元性，共产与资本共存结合的多样化。
相同地，中国大陆的领袖和主导思想，亦不一定认识西方立国的精神、文化的底蕴、其希伯来与希腊的理性与信仰的结合基础，忽视基督教对西方发展和人的价值是奠基石，成就西方现代化的历史。
因此香港是最有条件作为全球矛盾的中介、合作者和结合者。城市大学的创意媒体，曾经结合北京电影学院与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亦成就兽医学发展，结合深圳大学与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合作，是三边连结的例子。香港可以是和平之子。
我们需要认识西方，要认识中国，认识亚非拉。在教育上，我们相信香港人需要有冒险精神，面对逆境，面对多元结合文化，有专业精神、法治精神。能够有长远的目光，牺牲小我。相信香港人对中国什至未来世界，会作出更大的贡献。至于怎样栽培这些素质，在教育上、文化上、媒体上，需要另作文章。
（作者为恩光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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