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勢逆轉，「香港已死」論充斥社會，過去願景幻滅，香港人有何出路？何謂「新香港人」？有何素質？教育和文化系統？怎樣栽培這些素質？
一、時勢轉變
摩根士丹利（亞洲）前主席羅奇（Stephen Roach）稱香港已死。終審法院前非常任法官岑耀信（Lord Sumption）辭任返英後，稱香港法治崩壞，公開的合法程序計劃被判定違法亂港。香港移民外地的網紅說香港精神不在，只靠海外的香港流散人士保留。果真如此？似乎一個中西合璧的香港已經消失，西方制裁香港人和機構，是否暗示香港需要再次火鳳凰尋求蛻變？
另一方面，中國提出「大灣區」計劃，安排香港發揮「一國兩制」的角色，成為大灣區的重要一員。中國亦宣示要在香港全面治權，不單是主權——這是否意味「一國兩制」要重新演繹？加上《港區國安法》、《基本法》廿三條立法，香港愈來愈大陸化，每週北上吃喝玩樂的港人日增，香港的特色是否褪色甚至消失？
新聞自由收緊、示威遊行不再、教育要包括國安和國民教育、公務員要宣誓效忠，是否意味著香港的公共討論空間收窄？輿論單一化？只有螺旋形的民意緘默？
二、理想幻滅
曾經有人借著九七契機，推動香港民主選舉，希望可以作示範單位，推動中國的民主化。但提出種種的民主方案，卻因為矛盾激化；各方判定時間表緩急不同，以致社會衝突。社運被標籤為西方主導的「顏色革命」，是否抹煞了本土的自主性和土生土長青年的意願？香港表達空間亦同時收緊了嗎？
第二種理想是建設祖國。香港人曾對中國的現代化，在各專業上產生貢獻，如醫療、廉政、教育、社會福利、會計、金融、法律等。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前舖後廠的安排，亦對中國外貿有牽頭作用。如今香港GDP相對中國大陸大幅下降，人民幣離岸結算亦比例上不及金磚四國。香港是否對祖國建設失去力量，只有作花瓶的人大委員嗎？
第三種理想幻滅，是作為中西橋樑。香港在中國自從韓戰以來的對外合作：乒乓外交的中美聯合聲明、改革開放、入世貿成為世界工廠，一直扮演重要的橋樑角色。如今西方刻意要逆全球化，保護主義抬頭，發動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貨幣戰等；中國亦採取反撲措施，都可能削弱香港作為中介角色。如果香港的政事只是中國國內的事情，在世界上只是中國的南方的一個城市，不需要向國際社會交代，而失去其作為中西中外橋樑的角色，又怎能為大灣區或一帶一路作出貢獻？
三、香港人的剩餘價值
大灣區計劃對香港角色定位，肯定不及深圳的親生兒子角色，在科研與工業上微不足道，也許只能在專業化和融資上，帶出一些貢獻。香港精神不會再被重視。
去殖民化是另一個旅程。怎樣將過去西方的論述和教育制度，尤其是法官系統，甚至公務員系統等淨化？繼續大陸化又是否良性出路？
香港人是否從一個殖民身份演變成另一個特區身份？過去是被動的殖民，如今是被動的特區居民，其價值是經濟而非思想，功能生產而非獨立思考，只要不質問不搞事不製造麻煩，安靜了卻餘生。難怪許多香港人，尤其是青年人，都覺得難有出路，自我放逐。但何處是吾家？寄人籬下怎樣長存？對下一代有何意義？尤其是西方對華人科學家、商業人才都抱懷疑態度，甚至排斥的情況下，怎能久安？
四、重新認識中國
要解開香港人對中國的情意結，減少其恐懼感，終止香港精英流散，我們需要重新認識中國。每個國家有其歷史，有其掙扎，有其善美與醜惡。想起中國，許多人只有大躍進、文革、六四、階級鬥爭等，誠言這些是創傷。
最近我閱讀中國人民大學退休教授溫鐵軍的《八次危機》和《去依附》，加深了解中國立國幾十年的重重危機和靠農村軟著陸。在追求現代化的進程中，城市化去地土和生態，製造多次經濟和社會危機，如通脹、產能過剩、青年失業等。1949至58年全盤蘇聯化，1980至2008年全部西化。如今嘗試建立內需，建立雙循環，建立農村生態文明。過去是城市的「五通」，今天是農村的五通，包括道路、資訊、水電等。
方向是重拾中國文化的養份，追求均富，重建教育和科研，建立與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經濟和民生關係。脫離依附東方或西方強國，擺脫只有一種現代化的論述。建立國家的基建，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滅赤貧，增加中產階級。重視綠色科技，地方分權自主，市場有對內和對外競爭，引進外國科技及企業。提出一帶一路的另類發展，免被封鎖，協助大西北發展，建運河，對發展中國家投資基建和產業。這些發展，是遠遠超過只論述文革十年浩劫和一黨專政可以概括，亦是西方和香港人，需要重新認識中國的地方。
五、重新認識西方
西方本來是不及東方的文明，馬可勃羅來華可見其差距。卻在黃仁宇寫的《萬曆十五年》記載，自從明朝1587年之後數百年，中國在政治經濟民生，受各種的繁瑣規條傳統，似乎沒有進步過。宋明理學亦是枷鎖，未能釋放人性和動力。
與此同時，西方經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科學及工業革命，海洋勢力及軍事力量反超前，在過去二百年橫掃全球，包括中國在內的後發展國家。然而，一次和二次世界大戰，都在歐洲開始，證明西方有其霸權心態和自己的問題。回顧過去一百年殖民帝國的歷史，她們從發展中國家尋求資本，掠奪其人力、礦物、地土和市場，作為現代化的資本。我們嚮往西方的民主自由體制之餘，亦發現其現代化對原住民和殖民的勞役和剝削。
韋伯認為資本主義的成功，在乎加爾文的新教主義，清教徒的氣質在其節儉、勤勞、公義、關懷和敬虔。過去西方，尤其是美國資本主義的成功，就建立了其對政治制度的自信。然而，1930年間，在中國五四青年都說要全盤西化，惟有辦《東方雜誌》的杜亞泉認為，東西方各有長處，西方亦有其困難的地方，正如世界大戰。日裔美籍作家福山提出《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指出西方不再節儉，不再勤勞、關懷、正義和敬虔，一直走下坡，社會貧富矛盾、種族歧視、政治收買、科技商品化等，失去其戰後的優勢。雖然其大學和科研仍是世界之首，但產業空心化、金融化、數碼化、虛擬化，使生產力離開本土、離開地土、離開人民。
為甚麼美國重視自己的民主制度？卻在亞非拉支持獨裁者？為甚麼在其高舉民主和和平，卻為石油爭奪和「美金霸權」？以軍事攻擊其他國家，繞過聯合國單邊行事，其正義的道德高地，漸漸受到質疑。如今沙地阿拉伯宣佈不需要用美元購買石油，美元和美國的國際勢力是否加快下滑？
六、新香港人素質
要建立新香港人素質，必要了解其文化背景，地理圖像和世界未來發展。
（甲）文化多元：香港曾經是華人社會最能包容並兼的地方。在政治經濟、出版、會計上開放，中西合璧。有英國人的法治精神和中國人的務實，是典型的華洋共處。在九七年和國安法之後，可否仍然提升香港的多元文化兼容發展，以香港的南亞裔和西方人的群體和企業作為基礎？大陸專才來港本是美事，由重視西方擴大至全球，包括亞非拉的人才。
（乙）文化結合：文化相容和多元，需要進一步結合。中國人的智慧加上西方人的科技、中國人的忍耐加上西方人的現實、中國人的天人物我加上西方的人本主義、中國人的敬天加上西方人的信仰，結合起來，無論是在商業、教育、社會、公共政策等，都可能會有其作用。
（丙）邊緣性：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是中國邊陲的地方，是國內國外的狹縫。香港人因此可以往內及外觀察事物，看見內外結合的多種可能性，看見矛盾和連結的可能性。一國兩制不單是在經濟上有貢獻，而且要在文化審視眼光上，香港人亦都可以發揮其獨特之處。
（丁）細小性：相對於大陸，香港是微不足道：無論在經濟發展，地理比例，人口多寡，不值一提。然而，小仍是美，有很多好處，可以作實驗性、探索性、社會或教育上的實驗。高等教育在香港佔全球一百強的比例，遠遠超越中國全國大學的比例。細小可以作為發酵作用，社會改良從小開始。香港除了居住問題，其他在廉政、政府生態、經濟機會、法治、教育、社福、宗教、醫療等許多地方，都可以給中國提供參考，甚至亞太地區。
（戊）過渡性：香港從漁村至難民避難所、從轉口站（韓戰）至工業化、從在國內生產至全球金融中心。從1967、1984、1997、2018年移民潮和回歸潮，香港人永遠活在過渡當中。過渡缺乏歸屬，沒有根，四海為家，但亦有其好處。香港人適應性強，尋找新的發展機會，尋找安身立命的地方，永遠無懼重新做起，創意無限，努力不懈。這也許是創造未來在中西矛盾尖銳化的新力量，成為在不肯定提昇的世界當中的主導領袖基因。
（己）國際性：香港是國際性城市，外國企業、宣教組織、宗教團體、文化機構、志願團體等都在香港有總部或分部。香港人在酒店管理、鐵路管理、大學經營、中小學發展、教會建立、出版事業、會計與電影音樂等都在前端，甚至科研、醫療都有世界水平。
平心而論，西方精英並不認識中國，西方政客對中國狹窄認識和存有偏見。甚至在蘇聯解體之後，急不及待期望中國的解體。殊不知道社會主義亦都有其多元性，共產與資本共存結合的多樣化。
相同地，中國大陸的領袖和主導思想，亦不一定認識西方立國的精神、文化的底蘊、其希伯來與希臘的理性與信仰的結合基礎，忽視基督教對西方發展和人的價值是奠基石，成就西方現代化的歷史。
因此香港是最有條件作為全球矛盾的中介、合作者和結合者。城市大學的創意媒體，曾經結合北京電影學院與美國南加州大學電影學院；亦成就獸醫學發展，結合深圳大學與美國康奈爾大學的合作，是三邊連結的例子。香港可以是和平之子。
我們需要認識西方，要認識中國，認識亞非拉。在教育上，我們相信香港人需要有冒險精神，面對逆境，面對多元結合文化，有專業精神、法治精神。能夠有長遠的目光，犧牲小我。相信香港人對中國甚至未來世界，會作出更大的貢獻。至於怎樣栽培這些素質，在教育上、文化上、媒體上，需要另作文章。
（作者為恩光書院院長）
守護自由空間，請支持基督教《時代論壇》
可選擇：📲 PayMe 或 💳 網上捐款（信用卡）或
⚡️轉數快FPS +852 51100803（註明奉獻，如需收據請附姓名及電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