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脸书上得悉，陈日君枢机主讲一连十堂「（现代）哲学与天主教信仰」的课程，笔者也慕名而至，报名参加，难得适逢其会有幸旁听枢机在修院以外教授的哲学课，深感高兴。课程已于上月中结束。感谢枢机为大家介绍了十多位西方现代哲学家的思想，也感谢主办单位塔冷通心灵书舍在每个星期六晚上，为大家提供一个相当舒适和宁静的场地，一起上课。
陈枢机年轻时在意大利罗马慈幼宗座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其论文以研究二十世纪法国天主教哲学家莫里斯内东塞勒（Maurice Nédoncelle）的人格主义哲学。在今个课程中，枢机在每堂均以讲解一至两位哲学家的主要哲学概念为重点，包括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兹、洛克、柏克莱、休谟、帕斯卡、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祈克果、尼采和佛洛伊德等等，然后再以护教的角度来评点每位哲学家理论的问题。从课程内容的策划可见，枢机较多关注西方现代哲学的介绍，与一般大学通识课堂的「西方现代哲学史」相似，然而鲜有谈及「与天主教信仰」有何关系的课题，未有更多道出「天主教信仰」与「现代哲学」两者复杂的纠缠，有点可惜。
上世纪三十年代在法国的学界，与天主教会发生了一场横跨十多年的大论辩，主要围绕一个问题：究竟有没有一种「基督徒哲学」？（Y-a-t'il une philosophie chrétienne?）这次争论的源起，可追溯至1928年法国哲学史家布雷耶（Emile Bréhier）在一场会议上提出完全否定「基督徒哲学」的主张，遂引发不少法国天主教的哲学家及神学家加入论战，进行反驳，例如吉尔松（Etienne Gilson）、马里旦（Jacques Maritain）、布隆代尔（Maurice Blondel）、马赛尔（Gabriel Marcel）及吕巴克（Henri de Lubac）等等，致力论证「基督徒哲学」如何可能的议题，并界定其内容既不会与「自然神学」及「哲学神学」同义，也不可与「宗教哲学」混同。
自启蒙运动以来，为大多世俗人文主义者或理性主义者来说，「神」只是哲学思考的障碍。哲学的本质应该是「无神」的，而且也必须要「无神」的。海德格在《形而上学导论》（Einführung in die Metaphysik, 1935）开首提及，哲学活动就是理性的发问。假如以信仰立场作为进行思考的先决条件，这样的思考就是神学，而非哲学；所以基督徒哲学本身就是一种悖论，有如圆的方形一样荒谬。观乎当今世界不少公立大学的哲学系，「西方哲学史」一课惯常省略了「中世纪」部份，或是轻轻带过。归根究柢，这个所谓「黑暗的」中世纪时代根本没有哲学可言。所谓「哲学」，就只是剩下用来服务宣讲神学教义的附庸。直到文艺复兴伊始，古希腊哲学强调人类的理性亮光才得以回归。为不少现代哲学家而言，凡是以理性探讨「神」的概念或宗教信仰的问题，统统归入「宗教哲学」的範畴。至于抱持信仰去建构一套「基督徒哲学」，简直可笑。信仰与理性彼此必然对立，毫无关联。
如何釐清信仰与理性之关系，自初期教会以来一直都是基督徒信仰的重大难题。信仰专注于天主的超自然启示，是神学的关怀；理性强调人的思考本性，包括分析、综合、解释、怀疑与批判等认识活动，是哲学的内容。两者之间存在张力，这是无可厚非。综观历代教会的思想史，哲学与神学的关系可以归立为四种方案：一、坚持神学与哲学对立的论述，例如使徒保罗慎防哲学误导信徒的劝戒，或德尔图良（Tertullian）斥责哲学的危险，质问「雅典与耶路撒冷有何相干？」；二、肯定神学与哲学融合的可能，好像初期教会教父犹思定（Justin Martyr）所谓「基督教是真哲学」、亚历山大革利免（Clement of Alexandria）认为「古希腊人哲学就是他们的旧约圣经」、或奥斯定引用柏拉图哲学解释神学的尝试；三、倡导哲学为神学服务的立场，正如中世纪安瑟莫的「信仰寻求理解」（Fides quaerens intellectum），以及多玛斯发挥神学家达弥盎（Petrus Damiani）「哲学是神学之婢女」（Philosophia ancilla theologiæ）的解说，以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来论证天主的存在；四、提出以哲学建构神学的计划，比如十八世纪康德的道德神学或黑格尔的历史神学等。
在基督宗教的历史上，奥古斯丁与多玛斯都是援引古希腊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来建构基督教哲学的经典例子，被称为「经院哲学」（scholasticus）。然而，现代哲学有不少反对基督宗教信仰与无神论的思潮，却为现代的天主教教会带来困惑，尤其是成为「现代主义」的理论温床，被教宗庇护十世在1907年的《应牧放主羊》（Pascendi Dominici Gregis）通谕中指斥为「所有异端的总纲」，蕴含「不可知论」与「内在论」的错谬，对超自然经验抱持不可知态度，排拒超越性知识在人类认识框架以外。相较于这份通谕的谴责，教宗良十三世早在1879年的《永恒之父》（Aeterni Patris）通谕中就主张要复兴基督徒哲学，由重读多玛斯的着作开始，鼓励大学重新研究多玛斯哲学思想，及后也有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的高等哲学研究院（Institut Supérieur de Philosophie）的成立，成为新多玛斯主义的推手。虽然多玛斯的哲学从来未被教会视为唯一的官方哲学，但其权威却几近定于一尊的地位。直到1998年，作为现象学哲学家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发表《信仰与理性》（Fides et Ratio）通谕，指出信仰与理性互为作用，信仰没有理性的支援只会变成迷信，理性没有信仰的指引只会导致虚无主义及相对主义，并再次肯定多玛斯在这方面的贡献。
笔者在鲁汶大学攻读哲学时，也曾到神学院修读由罗杰薄格维（Roger Burggraeve）教授主讲的「信仰、圣经思想及伦理」一课。薄格维教授是一位慈幼会神父，也是研究列维纳斯之现象学及伦理学的专家。还记得在第一节课上，薄格维教授提及当年跟随神学院的教授参与梵二大公会议的经过，拥护返本溯源（ressourcement）的精神，却意想不到地为天主教的神学与哲学带来思想解放的作用，从传统主流的多玛斯神哲学解放开来，寻求以不同的哲学框架来解释信仰，包括现象学、人格主义和存在主义等等。
至于能否援用中国哲学或其他非西方哲学，什至其他宗教思想去建构一套基督徒哲学，确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将会触及哲学自身内部的争论：「究竟中国（或其他非西方领域）有没有哲学？」或「中国哲学只是一门汉学吗？」例如，以台湾辅仁大学为发展重镇的「中华新士林哲学」就是一个尝试，其成果受到西方学界的青睐。相信在当今后殖民的语境与东方主义的反思底下，有关基督徒哲学在跨文化领域内如何可能的争辩，将会更加精采。
（作者为香港恒生大学社会科学系高级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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