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臉書上得悉，陳日君樞機主講一連十堂「（現代）哲學與天主教信仰」的課程，筆者也慕名而至，報名參加，難得適逢其會有幸旁聽樞機在修院以外教授的哲學課，深感高興。課程已於上月中結束。感謝樞機為大家介紹了十多位西方現代哲學家的思想，也感謝主辦單位塔冷通心靈書舍在每個星期六晚上，為大家提供一個相當舒適和寧靜的場地，一起上課。
陳樞機年輕時在意大利羅馬慈幼宗座大學取得哲學博士，其論文以研究二十世紀法國天主教哲學家莫里斯內東塞勒（Maurice Nédoncelle）的人格主義哲學。在今個課程中，樞機在每堂均以講解一至兩位哲學家的主要哲學概念為重點，包括笛卡兒、斯賓諾莎、萊布尼茲、洛克、柏克萊、休謨、帕斯卡、康德、黑格爾、馬克思、祈克果、尼采和佛洛伊德等等，然後再以護教的角度來評點每位哲學家理論的問題。從課程內容的策劃可見，樞機較多關注西方現代哲學的介紹，與一般大學通識課堂的「西方現代哲學史」相似，然而鮮有談及「與天主教信仰」有何關係的課題，未有更多道出「天主教信仰」與「現代哲學」兩者複雜的糾纏，有點可惜。
上世紀三十年代在法國的學界，與天主教會發生了一場橫跨十多年的大論辯，主要圍繞一個問題：究竟有沒有一種「基督徒哲學」？（Y-a-t'il une philosophie chrétienne?）這次爭論的源起，可追溯至1928年法國哲學史家布雷耶（Emile Bréhier）在一場會議上提出完全否定「基督徒哲學」的主張，遂引發不少法國天主教的哲學家及神學家加入論戰，進行反駁，例如吉爾松（Etienne Gilson）、馬里旦（Jacques Maritain）、布隆代爾（Maurice Blondel）、馬賽爾（Gabriel Marcel）及呂巴克（Henri de Lubac）等等，致力論證「基督徒哲學」如何可能的議題，並界定其內容既不會與「自然神學」及「哲學神學」同義，也不可與「宗教哲學」混同。
自啟蒙運動以來，為大多世俗人文主義者或理性主義者來說，「神」只是哲學思考的障礙。哲學的本質應該是「無神」的，而且也必須要「無神」的。海德格在《形而上學導論》（Einführung in die Metaphysik, 1935）開首提及，哲學活動就是理性的發問。假如以信仰立場作為進行思考的先決條件，這樣的思考就是神學，而非哲學；所以基督徒哲學本身就是一種悖論，有如圓的方形一樣荒謬。觀乎當今世界不少公立大學的哲學系，「西方哲學史」一課慣常省略了「中世紀」部份，或是輕輕帶過。歸根究柢，這個所謂「黑暗的」中世紀時代根本沒有哲學可言。所謂「哲學」，就只是剩下用來服務宣講神學教義的附庸。直到文藝復興伊始，古希臘哲學強調人類的理性亮光才得以回歸。為不少現代哲學家而言，凡是以理性探討「神」的概念或宗教信仰的問題，統統歸入「宗教哲學」的範疇。至於抱持信仰去建構一套「基督徒哲學」，簡直可笑。信仰與理性彼此必然對立，毫無關聯。
如何釐清信仰與理性之關係，自初期教會以來一直都是基督徒信仰的重大難題。信仰專注於天主的超自然啟示，是神學的關懷；理性強調人的思考本性，包括分析、綜合、解釋、懷疑與批判等認識活動，是哲學的內容。兩者之間存在張力，這是無可厚非。綜觀歷代教會的思想史，哲學與神學的關係可以歸立為四種方案：一、堅持神學與哲學對立的論述，例如使徒保羅慎防哲學誤導信徒的勸戒，或德爾圖良（Tertullian）斥責哲學的危險，質問「雅典與耶路撒冷有何相干？」；二、肯定神學與哲學融合的可能，好像初期教會教父猶思定（Justin Martyr）所謂「基督教是真哲學」、亞歷山大革利免（Clement of Alexandria）認為「古希臘人哲學就是他們的舊約聖經」、或奧斯定引用柏拉圖哲學解釋神學的嘗試；三、倡導哲學為神學服務的立場，正如中世紀安瑟莫的「信仰尋求理解」（Fides quaerens intellectum），以及多瑪斯發揮神學家達彌盎（Petrus Damiani）「哲學是神學之婢女」（Philosophia ancilla theologiæ）的解說，以亞里士多德的哲學來論證天主的存在；四、提出以哲學建構神學的計劃，比如十八世紀康德的道德神學或黑格爾的歷史神學等。
在基督宗教的歷史上，奧古斯丁與多瑪斯都是援引古希臘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的哲學來建構基督教哲學的經典例子，被稱為「經院哲學」（scholasticus）。然而，現代哲學有不少反對基督宗教信仰與無神論的思潮，卻為現代的天主教教會帶來困惑，尤其是成為「現代主義」的理論溫床，被教宗庇護十世在1907年的《應牧放主羊》（Pascendi Dominici Gregis）通諭中指斥為「所有異端的總綱」，蘊含「不可知論」與「內在論」的錯謬，對超自然經驗抱持不可知態度，排拒超越性知識在人類認識框架以外。相較於這份通諭的譴責，教宗良十三世早在1879年的《永恆之父》（Aeterni Patris）通諭中就主張要復興基督徒哲學，由重讀多瑪斯的著作開始，鼓勵大學重新研究多瑪斯哲學思想，及後也有比利時魯汶天主教大學的高等哲學研究院（Institut Supérieur de Philosophie）的成立，成為新多瑪斯主義的推手。雖然多瑪斯的哲學從來未被教會視為唯一的官方哲學，但其權威卻幾近定於一尊的地位。直到1998年，作為現象學哲學家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發表《信仰與理性》（Fides et Ratio）通諭，指出信仰與理性互為作用，信仰沒有理性的支援只會變成迷信，理性沒有信仰的指引只會導致虛無主義及相對主義，並再次肯定多瑪斯在這方面的貢獻。
筆者在魯汶大學攻讀哲學時，也曾到神學院修讀由羅傑薄格維（Roger Burggraeve）教授主講的「信仰、聖經思想及倫理」一課。薄格維教授是一位慈幼會神父，也是研究列維納斯之現象學及倫理學的專家。還記得在第一節課上，薄格維教授提及當年跟隨神學院的教授參與梵二大公會議的經過，擁護返本溯源（ressourcement）的精神，卻意想不到地為天主教的神學與哲學帶來思想解放的作用，從傳統主流的多瑪斯神哲學解放開來，尋求以不同的哲學框架來解釋信仰，包括現象學、人格主義和存在主義等等。
至於能否援用中國哲學或其他非西方哲學，甚至其他宗教思想去建構一套基督徒哲學，確是一個相當棘手的問題。這個問題也將會觸及哲學自身內部的爭論：「究竟中國（或其他非西方領域）有沒有哲學？」或「中國哲學只是一門漢學嗎？」例如，以台灣輔仁大學為發展重鎮的「中華新士林哲學」就是一個嘗試，其成果受到西方學界的青睞。相信在當今後殖民的語境與東方主義的反思底下，有關基督徒哲學在跨文化領域內如何可能的爭辯，將會更加精采。
（作者為香港恒生大學社會科學系高級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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