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神学家卡尔巴特（Karl Barth）在近代神学殿堂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代的天主教教宗庇护十二世（Pius XII）更称赞他为「十三世纪托马斯阿奎那以来最伟大的神学家」。但他的神学，却在当代华人教会中备受争议，什至被当作异端或「不信派」，遭到激烈批评。
我们真的读懂了巴特？若能越过长久累积的误解与偏见，可会看见这位上世纪神学巨人，为今天华人教会困境所带来的启迪？在早前的一场座谈会上，有三位华人神学人，对谈巴特如何帮助我们重新理解上主、民族、怜悯。
巴特书房，位于瑞士巴塞尔的故居 The Karl Barth-Archiv (photo: Benutzer Concord)
赖品超：华人教会对巴特的误解是「舶来品」
有份编着《巴特与汉语神学》的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赖品超在会上指出，华人教会对巴特神学的诸多误解，其实是源自西方神学家对巴特的误读，而华人信徒将其吸收过来，这点应要注意。
故此，赖品超提醒，谈巴特神学对华人教会的现代意义之先，要先留意以下四点：一、华人教会的多样性，非改革宗背景的教会，对巴特神学未必熟悉或不感兴趣。二、牧养实践的关切，相较巴特是否被误读，华人牧者更关心巴特在牧养、崇拜、布道等议题上的洞见。三、华人教会想要（want）听的，未必是其需要（need）听的，尤其香港教会热衷探讨非政治议题如同性恋、赌博；但文化、社会、政治、伦理等巴特神学皆有触及的课题，其实华人教会亦需关注。四、华人教会面对的文化处境，应留意不同宗教如佛教、道教对基督教具批判的意见，理解巴特神学如何与这些宗教对话及其限制。
1986年德国发行巴特百年诞辰纪念邮票及首日封 (Deutsche Bundespost)
随后，赖品超指出巴特神学对华人教会的启迪。首先是巴特如何看待不同宗教，他指巴特并非排拒其他宗教，对于其他宗教持谦卑开放的态度，什至指「上帝亦可借其他宗教启示、训导他的教会」，例如日本的净土真宗，就有与基督教「因信称义」相似的思想。
赖品超认为，巴特的基督论式人观亦挑战了华人教会从罪看人性的习惯，因为巴特强调要从基督去理解人性，而非从一般生活现象，如是，人性就呈现于人对于罪的克服之中。
此外，赖品超指出，曾任牧师的巴特所提出的教义，背后也有牧养关怀；例如巴特谈及普救论，是顾及那些努力向家人传福音不果的信徒，「如果我要介绍巴特神学给华人教会，是需要更多发挥他在教义上的讨论对牧养的启发。」
赖品超最后提到，巴特神学的社会政治面向，受到本港学者所关注，过往香港信徒发表的《信念书》亦有受巴特启发。他认为，巴特对政教关系、民主、爱国主义等课题，均有独到的神学论述，值得正面对复杂时局的香港教会参考。
赖品超（图：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FB）
邓绍光：上帝不即不离世界，既是自由亦是爱
《巴特与汉语神学》及《巴特与汉语神学II》编着者之一、香港浸信会神学院基督教思想（神学与文化）教授邓绍光，则讲述巴特的神学关怀。他表示，巴特早在《罗马书释义》的第二版，就论及上帝与人之间的「本质上的无限区分」：一方面，上帝有超越性（transcendence），即他本体上或存有上跟我们不一样；另一方面，上帝有内在性（immanence），即上帝跟人、跟世界可以互动，并非互不相干。
邓绍光指﹐神学界有一种看法──古典的上帝论只看重上帝的超越性，结果产出一种远离世界、不知人间疾苦的上帝观。但他指，正如巴特所言，我们不能抽离上帝在基督里的行动去认识上帝，现代的神学家如潘霍华及莫特曼都反对这种上帝观，而分别提出「为我们的基督」及「被钉十字架的上帝」，以显明上帝是与人类休戚与共。
巴特喜欢用一对概念来讲述其神学关怀：自由与爱。上帝的属性或圆满，就在于他的「在自由中的爱」（love in freedom）和「在爱中的自由」（freedom in love）。邓绍光解释，自由是指自足存在，爱则朝向他者，「单讲自由，就变成自闭；单讲爱，就变成全然开放、失去自己。」而巴特所说的上帝，是既跟他者有别，但同时跟他者有关系。
邓绍光（图：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FB）
至于华人教会的上帝观，邓绍光指有落于两边的情况：上帝要不是不吃人间烟火，就是过于强调上帝内在于世界，而失去其主权。这对华人教会的灵肉二元观影响什深，什至错误地认为上帝的圣洁是不涉他者的本性，而这基本上是基要主义的上帝观，导致教会远离社会、政治事务。可是，邓绍光表示，若按照巴特所言，对上帝的认识是不能离开耶稣基督在世的生命，那么就不会落入这种上帝论，而这涉及巴特有名的神学知识论：随后而思（thinking after），只有追随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自我启示，才能真正认识上帝，因为上帝的本体和存有就在他的行动之中（being in his act），是一种具体的思维。
邓绍光也提到，因着关心社会、服侍邻舍，信徒很多时特别强调上帝与世界休戚与共、成为一体，并将上帝解释为某一种上帝，但这很容易以世界的需要去定义上帝。西方就有神学家强调「为我们的上帝」（God for us），而忽略「在其自己的上帝」（God in himself），譬如为突出上帝与伤残者休戚与共，就有神学家定义上帝不止在行动上，更在本性上是伤残的。但是，邓绍光指出，这样的理解，并没有对上帝的自我启示保持「忠信」，如此，上帝就失去其主权、沦为人的产物，基督信仰也扭曲成巴特所说的「宗教」，而这无疑是对华人教会一大提醒。
曾劭恺：书写巴特寻回对民族「起初的爱心」
基督徒既是地上子民，拥有民族身份，又是天上子民，属于教会，惟两种身份时有冲突。《读懂巴特》作者、浙江大学哲学学院长聘副教授曾劭恺博士，讲解巴特神学怎样启发我们处理双重身份之间的张力。
曾劭恺首先引述二世纪基督徒向罗马人的自辩，说明基督徒的生活状态：「基督徒与他国子民不同之处，不在于地土，或语言，或习俗；因为他们所居住的城市不是他们自己的，他们也没有自己的语言，或是异于常人的生活习惯……反之，他们按着每个人的天命，分别住在希腊人的城市、蛮荒地区的城市……在那些地方他们是外来者。」对于基督徒而言，「每个异国都是他们的故乡，而每个故乡都是异国。」
他指，从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到巴特的《教会教义学》，都是在诠释基督徒上述那种入世而不属世、「道成了肉身」的生活方式。
作为「Taiwanese Canadian」的曾劭恺，坦言与中国亦有文化及血缘上的连系，在研究巴特时，也发现自己在中国的经历，跟巴特在德国从事神学的经历，有雷同之处：巴特是瑞士人，但在思想文化的传承上却经常强调自己是德国人；尽管如此，在德国民族主义大兴的年代，巴特却受德国人排斥。
巴特曾在一封公开信中，表示自己「努力作个德国良民，同时又不失为一个瑞士良民」。然而，曾劭恺补充，对于当时的德国人，成为德国良民意味着「必须信仰德意志大国崛起的神话、必须相信德意志是历史拣选的民族」。对于这种把国族高抬至神圣化的思想，曾邵恺说，巴特只用一个字回应：「不！」因为这种意识形态，是人类按自己形象造神而产生，是巴特所要否定的「宗教」。
曾劭恺坦言，作为「在中国的基督徒」，他亦尝试对自己在地上的文化族群保持忠心，投身汉语神学；但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因为不单基督的主权不允许他把任何的地上国家当成偶像崇拜，更大的挑战是，当看见地上政权罪恶、腐败时，他会落入变得愤世疾俗的试探，而忘记民族性是上帝的恩赐，是上帝在基督里给每个基督徒的呼召。
曾劭恺（图：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FB）
1933年，纳粹在德国全面掌权。1935年，巴特亦因其反纳粹而被逐出德国。随后，他发表了一本名为《上帝恩典拣选》（Gottes Gnadenwahl）的小书，其中就以拣选论宣告基督独一无二的主权，并对德国民族主义提出深刻批判。
曾劭恺接着读出《上帝恩典拣选》的多段引文。其中巴特指，人隶属于一个民族，是人的必然经历，如同人拥有性别一样，而民族性与人性及其他一切的命定，皆属乎有罪的肉身，已然落入死亡与上帝的审判；但在道成了肉身的复和之工当中，上帝并未嫌弃卑微的人性而不愿取为他自己的本性。因此巴特指，「鑑于启示，当民族性与文化在其叛逆与罪恶中被上帝取为他自己的本性时，民族性与文化就成了人类的伟业。上帝成了人。我们不再需要抽象地、在其自我依赖性当中，观看我们的人性本质；反之，我们可以借着对耶稣基督之人性的信心凝视它，并因而视我们民族性的本质为上帝恩典的赏赐。」
巴特又指，正如上帝按其美意将他造成男人，上帝也乐意将他造成瑞士人；于是「我知道我可以因着身为瑞士人而感恩，且我也必须为此感恩。因为凡是出自上帝之手的，都是感恩的缘由与责任。」
然而，巴特强调，教会才是信徒所居住的第一个实存群体，因为信徒「乃是首先被预定，然后才借由上帝的摄理而受造」；而信徒的职责，就是以上帝的话语来服侍其同胞。「他（基督徒）会对他的同胞宣告耶稣基督（的拯救）……在所有的情况下，教会都必须克制自己，不让自己变得怀疑愤世。她应该信靠上帝……然后她将服侍她的民族。然后，以下的话语就成真了：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这些东西都将赐给你们。」
曾劭恺指，自己也曾很长时间忘记了服侍中国信徒的呼召，「不再效法亚伯拉罕为地上之城的百姓代祷，因为他们服侍的主和我要服侍的主是相互为敌。」但在这些时侯，他表示，巴特的拣选论为他带来提醒：即使最邪恶的「地上之城」，都不可能完全脱离上帝的恩典；而上帝赐给教会的呼召，「从来都不是祈求所多玛、蛾摩拉、尼尼微或者罗马要覆灭，而是为地上之城祈求上帝的恩典。」正是在书写巴特的拣选论的过程中，曾劭恺找回了「起初的爱心」。
无论怎样，还是可为「魔鬼」的悔改祈求
在交流环节，邓绍光问曾劭恺：若说上帝在永恒里、在基督里拣选了包含民族性的人性，那么是否表示，在终末拯救来到时，人类的民族性也一同被拯救过来？
赖品超亦问曾劭恺，现时香港人并非一个民族，而香港人的祖先来自五湖四海，是「逃避极权、寻求自由的一批人」，他们的离散经验亦是我们当代人的经验；离散港人或海外华人的信徒，又应如何保存其身份？
曾劭恺则回应指，巴特在《教会教义学》第四卷讲到「全人类都在基督里被拣选，这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是将拣选与道成肉身「划上等号」──正因为基督成了个殊的人，所以上帝拣选的每一个人都是个殊的，当中包括其民族性，而这个民族性是可流动的。「这些东西（民族性）都不会因为拣选在将来进到新天新地就磨灭，就像基督的钉痕是存在到永远。」故此，我们今天在地上受到的伤害，有一天将会很奇妙地转化成美好的记号，「就像基督的钉痕是因人的罪而造成，但在新天新地却变成被杀过的羔羊」，而这为今天仍受苦的人带来了安慰。
惟曾劭恺重申，虽然巴特说到全人类都在基督里被拣选，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终末里都得救，指上主仍会区分绵羊跟山羊。不过我们仍必须为全人类的得救而祈求，「就连所多玛、蛾摩拉，我们都是为他们求平安，而不是求灭亡。」
赖品超亦由此延伸到巴特的普救论争议，指出普救论不纯粹是教义问题，亦是灵性培养的问题，因为信仰并非只关注正信（orthodox）、正行（orthopraxy），更关注「正确的激情」（orthopathos）；基督徒也要怜悯他不喜欢的人民，「无论怎样，我们还是可以为『魔鬼』有一天能悔改而祷告。」
（图：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FB）
对谈会题为「巴特神学对华人教会的意义」，由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明风出版主办，于五月十七日（周五）晚上，在香港浸信会神学院应用神学教育中心举行。对谈会约有五十人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