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神學家卡爾巴特（Karl Barth）在近代神學殿堂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同時代的天主教教宗庇護十二世（Pius XII）更稱讚他為「十三世紀托馬斯阿奎那以來最偉大的神學家」。但他的神學，卻在當代華人教會中備受爭議，甚至被當作異端或「不信派」，遭到激烈批評。
我們真的讀懂了巴特？若能越過長久累積的誤解與偏見，可會看見這位上世紀神學巨人，為今天華人教會困境所帶來的啟迪？在早前的一場座談會上，有三位華人神學人，對談巴特如何幫助我們重新理解上主、民族、憐憫。
巴特書房，位於瑞士巴塞爾的故居 The Karl Barth-Archiv (photo: Benutzer Concord)
賴品超：華人教會對巴特的誤解是「舶來品」
有份編著《巴特與漢語神學》的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賴品超在會上指出，華人教會對巴特神學的諸多誤解，其實是源自西方神學家對巴特的誤讀，而華人信徒將其吸收過來，這點應要注意。
故此，賴品超提醒，談巴特神學對華人教會的現代意義之先，要先留意以下四點：一、華人教會的多樣性，非改革宗背景的教會，對巴特神學未必熟悉或不感興趣。二、牧養實踐的關切，相較巴特是否被誤讀，華人牧者更關心巴特在牧養、崇拜、佈道等議題上的洞見。三、華人教會想要（want）聽的，未必是其需要（need）聽的，尤其香港教會熱衷探討非政治議題如同性戀、賭博；但文化、社會、政治、倫理等巴特神學皆有觸及的課題，其實華人教會亦需關注。四、華人教會面對的文化處境，應留意不同宗教如佛教、道教對基督教具批判的意見，理解巴特神學如何與這些宗教對話及其限制。
1986年德國發行巴特百年誕辰紀念郵票及首日封 (Deutsche Bundespost)
隨後，賴品超指出巴特神學對華人教會的啟迪。首先是巴特如何看待不同宗教，他指巴特並非排拒其他宗教，對於其他宗教持謙卑開放的態度，甚至指「上帝亦可藉其他宗教啟示、訓導祂的教會」，例如日本的淨土真宗，就有與基督教「因信稱義」相似的思想。
賴品超認為，巴特的基督論式人觀亦挑戰了華人教會從罪看人性的習慣，因為巴特強調要從基督去理解人性，而非從一般生活現象，如是，人性就呈現於人對於罪的克服之中。
此外，賴品超指出，曾任牧師的巴特所提出的教義，背後也有牧養關懷；例如巴特談及普救論，是顧及那些努力向家人傳福音不果的信徒，「如果我要介紹巴特神學給華人教會，是需要更多發揮他在教義上的討論對牧養的啟發。」
賴品超最後提到，巴特神學的社會政治面向，受到本港學者所關注，過往香港信徒發表的《信念書》亦有受巴特啟發。他認為，巴特對政教關係、民主、愛國主義等課題，均有獨到的神學論述，值得正面對複雜時局的香港教會參考。
賴品超（圖：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FB）
鄧紹光：上帝不即不離世界，既是自由亦是愛
《巴特與漢語神學》及《巴特與漢語神學II》編著者之一、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基督教思想（神學與文化）教授鄧紹光，則講述巴特的神學關懷。他表示，巴特早在《羅馬書釋義》的第二版，就論及上帝與人之間的「本質上的無限區分」：一方面，上帝有超越性（transcendence），即祂本體上或存有上跟我們不一樣；另一方面，上帝有內在性（immanence），即上帝跟人、跟世界可以互動，並非互不相干。
鄧紹光指﹐神學界有一種看法──古典的上帝論只看重上帝的超越性，結果產出一種遠離世界、不知人間疾苦的上帝觀。但他指，正如巴特所言，我們不能抽離上帝在基督裡的行動去認識上帝，現代的神學家如潘霍華及莫特曼都反對這種上帝觀，而分別提出「為我們的基督」及「被釘十字架的上帝」，以顯明上帝是與人類休戚與共。
巴特喜歡用一對概念來講述其神學關懷：自由與愛。上帝的屬性或圓滿，就在於祂的「在自由中的愛」（love in freedom）和「在愛中的自由」（freedom in love）。鄧紹光解釋，自由是指自足存在，愛則朝向他者，「單講自由，就變成自閉；單講愛，就變成全然開放、失去自己。」而巴特所說的上帝，是既跟他者有別，但同時跟他者有關係。
鄧紹光（圖：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FB）
至於華人教會的上帝觀，鄧紹光指有落於兩邊的情況：上帝要不是不吃人間煙火，就是過於強調上帝內在於世界，而失去其主權。這對華人教會的靈肉二元觀影響甚深，甚至錯誤地認為上帝的聖潔是不涉他者的本性，而這基本上是基要主義的上帝觀，導致教會遠離社會、政治事務。可是，鄧紹光表示，若按照巴特所言，對上帝的認識是不能離開耶穌基督在世的生命，那麼就不會落入這種上帝論，而這涉及巴特有名的神學知識論：隨後而思（thinking after），只有追隨上帝在耶穌基督裡的自我啟示，才能真正認識上帝，因為上帝的本體和存有就在祂的行動之中（being in his act），是一種具體的思維。
鄧紹光也提到，因著關心社會、服侍鄰舍，信徒很多時特別強調上帝與世界休戚與共、成為一體，並將上帝解釋為某一種上帝，但這很容易以世界的需要去定義上帝。西方就有神學家強調「為我們的上帝」（God for us），而忽略「在其自己的上帝」（God in himself），譬如為突出上帝與傷殘者休戚與共，就有神學家定義上帝不止在行動上，更在本性上是傷殘的。但是，鄧紹光指出，這樣的理解，並沒有對上帝的自我啟示保持「忠信」，如此，上帝就失去其主權、淪為人的產物，基督信仰也扭曲成巴特所說的「宗教」，而這無疑是對華人教會一大提醒。
曾劭愷：書寫巴特尋回對民族「起初的愛心」
基督徒既是地上子民，擁有民族身份，又是天上子民，屬於教會，惟兩種身份時有衝突。《讀懂巴特》作者、浙江大學哲學學院長聘副教授曾劭愷博士，講解巴特神學怎樣啟發我們處理雙重身份之間的張力。
曾劭愷首先引述二世紀基督徒向羅馬人的自辯，說明基督徒的生活狀態：「基督徒與他國子民不同之處，不在於地土，或語言，或習俗；因為他們所居住的城市不是他們自己的，他們也沒有自己的語言，或是異於常人的生活習慣……反之，他們按著每個人的天命，分別住在希臘人的城市、蠻荒地區的城市……在那些地方他們是外來者。」對於基督徒而言，「每個異國都是他們的故鄉，而每個故鄉都是異國。」
他指，從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到巴特的《教會教義學》，都是在詮釋基督徒上述那種入世而不屬世、「道成了肉身」的生活方式。
作為「Taiwanese Canadian」的曾劭愷，坦言與中國亦有文化及血緣上的連繫，在研究巴特時，也發現自己在中國的經歷，跟巴特在德國從事神學的經歷，有雷同之處：巴特是瑞士人，但在思想文化的傳承上卻經常強調自己是德國人；儘管如此，在德國民族主義大興的年代，巴特卻受德國人排斥。
巴特曾在一封公開信中，表示自己「努力作個德國良民，同時又不失為一個瑞士良民」。然而，曾劭愷補充，對於當時的德國人，成為德國良民意味著「必須信仰德意志大國崛起的神話、必須相信德意志是歷史揀選的民族」。對於這種把國族高抬至神聖化的思想，曾邵愷說，巴特只用一個字回應：「不！」因為這種意識形態，是人類按自己形象造神而產生，是巴特所要否定的「宗教」。
曾劭愷坦言，作為「在中國的基督徒」，他亦嘗試對自己在地上的文化族群保持忠心，投身漢語神學；但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因為不單基督的主權不允許他把任何的地上國家當成偶像崇拜，更大的挑戰是，當看見地上政權罪惡、腐敗時，他會落入變得憤世疾俗的試探，而忘記民族性是上帝的恩賜，是上帝在基督裡給每個基督徒的呼召。
曾劭愷（圖：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FB）
1933年，納粹在德國全面掌權。1935年，巴特亦因其反納粹而被逐出德國。隨後，他發表了一本名為《上帝恩典揀選》（Gottes Gnadenwahl）的小書，其中就以揀選論宣告基督獨一無二的主權，並對德國民族主義提出深刻批判。
曾劭愷接著讀出《上帝恩典揀選》的多段引文。其中巴特指，人隸屬於一個民族，是人的必然經歷，如同人擁有性別一樣，而民族性與人性及其他一切的命定，皆屬乎有罪的肉身，已然落入死亡與上帝的審判；但在道成了肉身的復和之工當中，上帝並未嫌棄卑微的人性而不願取為祂自己的本性。因此巴特指，「鑑於啟示，當民族性與文化在其叛逆與罪惡中被上帝取為祂自己的本性時，民族性與文化就成了人類的偉業。上帝成了人。我們不再需要抽象地、在其自我依賴性當中，觀看我們的人性本質；反之，我們可以藉著對耶穌基督之人性的信心凝視它，並因而視我們民族性的本質為上帝恩典的賞賜。」
巴特又指，正如上帝按其美意將他造成男人，上帝也樂意將他造成瑞士人；於是「我知道我可以因著身為瑞士人而感恩，且我也必須為此感恩。因為凡是出自上帝之手的，都是感恩的緣由與責任。」
然而，巴特強調，教會才是信徒所居住的第一個實存群體，因為信徒「乃是首先被預定，然後才藉由上帝的攝理而受造」；而信徒的職責，就是以上帝的話語來服侍其同胞。「他（基督徒）會對他的同胞宣告耶穌基督（的拯救）……在所有的情況下，教會都必須克制自己，不讓自己變得懷疑憤世。她應該信靠上帝……然後她將服侍她的民族。然後，以下的話語就成真了：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然後這些東西都將賜給你們。」
曾劭愷指，自己也曾很長時間忘記了服侍中國信徒的呼召，「不再效法亞伯拉罕為地上之城的百姓代禱，因為他們服侍的主和我要服侍的主是相互為敵。」但在這些時侯，他表示，巴特的揀選論為他帶來提醒：即使最邪惡的「地上之城」，都不可能完全脫離上帝的恩典；而上帝賜給教會的呼召，「從來都不是祈求所多瑪、蛾摩拉、尼尼微或者羅馬要覆滅，而是為地上之城祈求上帝的恩典。」正是在書寫巴特的揀選論的過程中，曾劭愷找回了「起初的愛心」。
無論怎樣，還是可為「魔鬼」的悔改祈求
在交流環節，鄧紹光問曾劭愷：若說上帝在永恆裡、在基督裡揀選了包含民族性的人性，那麼是否表示，在終末拯救來到時，人類的民族性也一同被拯救過來？
賴品超亦問曾劭愷，現時香港人並非一個民族，而香港人的祖先來自五湖四海，是「逃避極權、尋求自由的一批人」，他們的離散經驗亦是我們當代人的經驗；離散港人或海外華人的信徒，又應如何保存其身份？
曾劭愷則回應指，巴特在《教會教義學》第四卷講到「全人類都在基督裡被揀選，這是人之為人的本質」，是將揀選與道成肉身「劃上等號」──正因為基督成了個殊的人，所以上帝揀選的每一個人都是個殊的，當中包括其民族性，而這個民族性是可流動的。「這些東西（民族性）都不會因為揀選在將來進到新天新地就磨滅，就像基督的釘痕是存在到永遠。」故此，我們今天在地上受到的傷害，有一天將會很奇妙地轉化成美好的記號，「就像基督的釘痕是因人的罪而造成，但在新天新地卻變成被殺過的羔羊」，而這為今天仍受苦的人帶來了安慰。
惟曾劭愷重申，雖然巴特說到全人類都在基督裡被揀選，但這並不意味著在終末裡都得救，指上主仍會區分綿羊跟山羊。不過我們仍必須為全人類的得救而祈求，「就連所多瑪、蛾摩拉，我們都是為他們求平安，而不是求滅亡。」
賴品超亦由此延伸到巴特的普救論爭議，指出普救論不純粹是教義問題，亦是靈性培養的問題，因為信仰並非只關注正信（orthodox）、正行（orthopraxy），更關注「正確的激情」（orthopathos）；基督徒也要憐憫他不喜歡的人民，「無論怎樣，我們還是可以為『魔鬼』有一天能悔改而禱告。」
（圖：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FB）
對談會題為「巴特神學對華人教會的意義」，由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明風出版主辦，於五月十七日（週五）晚上，在香港浸信會神學院應用神學教育中心舉行。對談會約有五十人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