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神学巨人、德国神学家莫特曼于本港时间六月四日离世，享年九十八岁。这位经历过二战、以盼望神学闻名于世的神学家，致力结合基督信仰与现代处境，在受苦的世界中诉说生命盼望何在，数十年来影响力遍及全球，过去亦曾数度访港分享。今期我们一起回顾莫特曼的生平、重要思想，并请来多位港、台神学工作者分享莫特曼的性情与启迪。
生平
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是德国改革宗神学家，图宾根大学系统神学名誉教授，以其《盼望神学》、《被钉十架的上帝》等着作而闻名。
莫特曼于1926年4月8日生于汉堡，其家人并不信教。二战期间，十六岁的他应征入伍，在英军轰炸汉堡时在空防部队服役，见证身边的同僚被杀。及后他成为战俘，在囚期间因得知纳粹集中营的恶行，而对德国文化失去希望及信心。
在战俘营中，莫特曼遇到一批基督徒，并从一位美国军牧手上接收了新约圣经及诗篇，开始对基督教信仰感到兴趣，他曾表示「不是我找到了基督，而是基督找到了我」。
其后，他被转送往苏格兰协助重建，受当地居民的款待，对他留下深刻印象。随后莫特曼再被送往英国一所由基督教青年会管理的战俘营，在那里遇上不少神学生，并阅读了人生第一本神学着作──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的《人的本性与命运》。莫特曼表示该书对自己有着巨大影响，而作为战俘的经历令他深深体会到苦难与盼望之间的关系，陶塑了他日后的神学见解。
莫特曼思想和主要作品
莫特曼可说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德国神学家。他以1964年出版的《盼望神学》（Theology of Hope）最为人熟知，也奠定他在神学界的地位。此书与1972年的《被钉十字架的上帝》（The Crucified God）和1975年的《圣灵大能中的教会》（The Church in the Power of the Spirit），被称为他「盼望神学」的三部曲。
莫特曼认为终末指的是上帝的临在，带来新的可能。终末论的意义在期盼基督再临，那时，个人生命、人类历史和宇宙都会有彻底的改变。而莫特曼是以基督的复活和十架来谈论上帝，从潘霍华受苦上帝的概念出发，强调上帝是十架上受苦的上帝，人类受苦是参与在上帝的救赎计划当中。在《被钉十字架的上帝》中认为上帝会感受到痛苦的主张，亦颠覆了过往多年的欧洲神哲传统，认为上帝不会痛苦（impassable）。他认为基督徒的身份只能透过被钉十字架的基督的共感来理解，为不自由的世界带来盼望和解放。他的神学在八十年代东西德和平运动中亦发挥着影响。
他之后的作品更关注信仰与现代世界的连结，尝试以神学回应人类困境。1985年的《创造中的上帝》（God in Creation）则奠定了莫特曼在生态神学中的「教父」级地位。当中，他将创造分为初始、中继与崭新三个类型，并强调创造是一个三位一体的过程。此书归类为他「弥赛亚神学六部曲／系统神学论丛」的第二本着作。
莫特曼视自己的神学为巴特神学的延伸，其弟子林鸿信提到，莫特曼常自称其神学是「后巴特的」。林鸿信曾指出，巴特与莫特曼神学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巴特较重视上帝超越历史的一面，而莫特曼则较强调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巴特对于经世三一没多大兴趣，将焦点放在内在三一，莫特曼却焦点放在历史水平面及其未来，将三一神学与历史阶段性整合。
莫特曼：
我总是对真理感到好奇，我是一个寻求真理的人。
二〇一八年中神访谈
基督教信仰完完全全是一种朝向前方、充满信心的盼望和投身，也是一种对所期待之物的先行把握中的生活。
《盼望．神学：莫特曼》
要爱上新的事物，新的一天、新的一年、新的歌曲、新的创造，上帝为你供应一切，每一天都是礼物。
二〇一八年中神访谈
最后访港时曾论及中国的「出埃及式教会」
莫特曼着作的中译本，大部份是由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引入，多年来，除了出版多本他的中译着作，该所更促成莫特曼到访香港及中国大陆的多次交流。
莫特曼最后一次访港，是在二〇一八年。当年的香港社会，正处于雨伞运动造成的撕裂之中，教会以至整体市民都在寻问那时代的盼望与出路。在这历史时空下，莫特曼到访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及中国神学研究院参与研讨会，与一众学者信徒共同思索教会在中港处境的未来。
（摄：李志雄）
在中大的会议上，时任香港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助理教授郭伟联博士指出，在强权操控的局面下，出现了三种不同中国教会取态。第一类是受政府约束的官僚体制教会；第二类成为狂热民间宗教；第三类以入世的加尔文主义为依归，成为政治异议份子。
然而，郭伟联指这些教会形态，均不符合莫特曼神学中的「出埃及式教会」。他指莫氏认为教会需要有一个「弥赛亚式未来」，抵抗教会被制度化；教会需要有冒险「出埃及」的心，以抗拒权力所带来诱惑。他指莫特曼终末论的「出埃及式教会」需要灵修与行动并重，政治触觉与祷告并行，并知道实践弥赛亚使命同时仍须受苦与盼望。
在回应郭伟联时，莫特曼指自己提出「出埃及式教会」，是为要抗衡德国国家教会，及其背后对基督教王国（Christendom）的接受。他指，历世信徒均有基督教王国的梦，教会容易联系于政权，但认为基督教不能成为部落式的宗教，中国教会不应被称为「中国（国家）的教会」（the Chinese Church），而应称为「在中国的基督教会」（the Church of Christin China）。
他也谈到「中国梦」，并回忆德国纳粹统治时期，不少人因国族主义而死，故他反对任何形式的国族主义取代人类应有的「梦」，反对教会连系于单一国族。尽管莫特曼抗拒国家体制下的教会，但仍然觉得教会要追求合一的梦。
（图：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FB）
港台学者怀缅
莫特曼的着作有不少华文翻译，他曾多次访问香港和台湾，不少神学工作者均跟他有接触和合作。大家的缅怀心声，也侧写这位一代神学巨擘的影响和身影。
叶菁华（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
叶菁华忆述，上一次见莫特曼，就是二〇一八年他到访崇基学院。当时叶菁华担任讲座主持，与莫特曼沟通，叶菁华感觉他为人亲切，「回应问题时十分精灵，好sharp。」
莫特曼对叶菁华的最大影响是宽阔的信仰与世界观，使他撰写博士论文时得到不少启迪。叶菁华欣赏莫特曼的神学由早期开始，便锐意反思基督教神学与社会、世界等问题。他拥有全球性的视野，看世界的问题。例如在莫特曼早期、中期写作时，正值美苏冷战的时期，他会思考政治、经济、生态课题，特别关心核危机；到了莫特曼写作后期，也继续关注生态危机，这可在他的着作God in Creation、The Spirit of Life看到。
此外，欧美世界经济发展迅速，莫特曼认为是建基在现代性的阴暗面（underside of modernity），即拉丁美洲、非洲等南方世界遭受剥削和压迫。
「他的神学是在回应现代世界的问题……在为当代社会把脉。」叶菁华指，莫特曼能指出，在资本主义下，现代世界的问题癥结在于科技文明（scientifically technological civilization）──事实上，如生态危机对穷人造成剥削，这些问题均与资本主义有关系。
周学信（中华福音神学院）：
周学信给本报的书面分享表示，他第一次接触莫特曼是在神学院时阅读《盼望神学》（Theology of Hope）。这次经历是我生命中最清新和激动人心的体验之一，打开了我从未想像过的新神学视野和景观。后来，在一次学术假期期间，周学信有幸亲自拜访了莫特曼的家。「当时我们正在合作一本关于他神学的书，我想亲自把我的手稿交给他，并获得他的反馈，以确保我对他的神学解释正确。在他的客厅里，四周都是书，我们的神学对话更像是深刻的神学沉思。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看到神学成为一种先知性的愿景，使我能够更深更广地观看和理解。」
几年后，莫特曼去台湾参加一个以他的工作为主题的会议时，周学信有机会参与其中，并探索他的神学及其对华人神学语境和建构的影响，亲眼见证了他能以有说服力的观点，与多元化的观众互动。「他的演讲不仅在神学上具有启发性，而且深深打动了人心，无缝地将神学概念与教会和社会的实践意涵结合在一起。莫特曼在台湾和香港的会议上充满魅力，吸引了学者和平信徒进行丰富的对话，这些对话经常延续到计划之外的时间，在车内、餐桌上和校园散步时继续进行。」
回顾他的神学方法，莫特曼曾说：「对我来说，神学是，并且仍然是一场思想的冒险。这是一条开放且邀请的道路。直到今天，它依然让我的精神和灵性好奇心着迷。因此，我的方法随着我对神学思想对象的认识而成长。道路只有在我行走时才会出现。」（莫特曼，《神学经历：基督教神学的方式和形式》，明尼阿波利斯：堡垒出版社，2000年，第十五页）莫特曼的网络广泛，其网眼紧密，他的投射远大而宽广。
周学信说，莫特曼的神学贡献广泛且多面。他对希望、苦难、生态责任和三位一体关系本质的研究，为理解现代世界中的基督信仰提供了全面的框架。莫特曼将这些主题整合，使其神学在学术圈、牧灵实践和社会行动中都显得既具有可及性，又具相关性。
周学信指，莫特曼的影响力超越了学术界，深入到信徒的日常生活。「莫特曼对希望和上帝与人类苦难团结一致的强调，成为了一种深刻的安慰和灵感来源。对莫特曼来说，没有纯粹个人的伦理学；作为一位道德神学家，他同时也是一位政治神学家。他对环境管理的呼吁，动员了许多基督徒参与可持续的实践，反映了创造的互联性。当我们缅怀莫特曼时，我们庆祝他毕生致力于探索和阐明上帝之爱与公义的深度。他的遗产将继续激励和挑战未来的世代，让他们活出福音的希望与变革力量。」
「我喜欢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关于巴特（Barth）的机智语录，并将其用于莫特曼：『他把家具都扔了。』的确，我对莫特曼怀有深深的敬意，因为他深刻地扩展了我的智力和灵性视野。作为一位多产的神学家，这从他的三本详尽的书目中可见一斑，莫特曼体现了一位最真实和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家。对他来说，神学是一场持续不断的与上帝的挣扎。他那一贯而普遍的信息概括在这样的论断中：『通过认识被钉十字架者的复活，总是无处不在的矛盾被纳入希望的信心。』」
周学信提及，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认为希望是一种充满活力的、激励人类想像可能性并预期其实现的能量。而莫特曼借用了布洛赫的意图，将圣经的应许解释为现实的乌托邦目标，激励我们抓住这个世界上真正可能的东西，并实现它，朝着公义、生命和上帝国度的应许未来前进。「这一从十字架和复活中产生的希望主题，强调了他所有的神学探索，并为个人信徒和更广泛的社群提供了一种变革性的愿景。」
「像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一样，莫特曼拒绝廉价的希望，并谈论昂贵的希望。莫特曼呼吁我们成为上帝希望的管道，带给这个充满纷争的世界。我们的任务并不容易；我们要在绝望中怀有希望，通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结束分裂世界的敌对状态，上帝正在创造一个新的人类。通过言语和行动宣扬这一信息是我们的使命。这是一种昂贵的希望的呼召。」
林子淳（墨尔本神学院）：
对于一位已成名的德国教授来说，林子淳观察到莫特曼欣然学习新的事物，与其他同代神学家不同。「他是做到老学到老的人，完全不会觉得自己什么都懂」，这也可在他的作品看到。他喜欢参观古迹、庙宇，认识华人文化，也喜欢研究道家思想哲学。莫特曼也有不少从不同国家来的学生，包括东亚、亚洲，林子淳认为这显示，莫特曼很希望知道不同地方的人的想法。
莫特曼也喜欢聆听他人的批评，不希望只一面赞好他的作品。「他也是愿意学习谦卑的神学家。」
林子淳跟莫特曼主要的接触，都是在出版书籍上的往来。他深刻的是，一般外国已成名的教授对版权费要求很高，但莫特曼却强调不收或只收小量费用，一直都很支持出版发展。
林子淳也提到莫特曼少为人知的一面：他喜欢用他那古老的打字机写论文和写信，之后再在上面手写修正──不过莫特曼也有用电邮的。林子淳又说有次传真给他，以为那是学校传真号码，原来是他家里的传真号码，在没留意时差之下，不小心吵醒了莫特曼。
他又表示，在德国传统，老师较少会跟晚辈分享感受，但莫特曼较开放。他印象深刻的是，二〇一八年访港时，带莫特曼到西贡吃海鲜，莫特曼在海鲜档举起手模仿螃蟹。当时，莫特曼的学生洪亮也指，未见过老师会这样做。「有时对朋友也有童真的一面。」
林子淳也提到，另一位莫特曼的学生林鸿信曾跟他提及，莫特曼在太太离世时相当伤心，在探望老师时不知道可做什么。后来得知，莫特曼在访南美帮助一些群体和神学院，心灵反而得着一些安慰和力量，从而治愈心灵创伤。
杨熙楠（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杨熙楠给本报的书面分享回忆莫特曼。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温伟耀教授的推介下，他对莫特曼的盼望神学略知一二，当时已对这位在奥斯威辛（Auschwitz）之后还能谈论神学的神学人深有印象及敬佩。及后在九十年代，承刘小枫教授介绍，杨熙楠与莫特曼联系，商讨出版《被钉十字架的上帝》的版权事宜，「莫特曼对其书可在香港及内地出版什是高兴，并大力支持。当年台湾学人曾念粤先生师从莫特曼，并致力迻译莫特曼的德语尊着为中文，莫特曼期待交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下简称ISCS）出版。ISCS草创成立于一九九五年，当年百废待兴，我也不敢贸然答应，只言视乎出版经费是否到位而定。同时ISCS除了学术出版外，学术研究和交流也是不可或缺，因此就有了一九九九年莫特曼来访中港两地学界的学术活动。从此，ISCS与莫特曼在学术出版及两岸三地的学术交流上合作无间，一晃三十多年。」
道风山圣殿内有三块木坊，以汉语列示三一神的特质，左方木坊写上「风随意思而吹」，这也是杨熙楠多年的工作座右铭：「人的计划永远赶不上实况，我们应顺应圣灵的意思迎新而上。」及至二〇〇四年，ISCS与莫特曼在人材培训上更上一层楼。当年有一位在北京的青年学子参加了由ISCS与清华大学合办的莫特曼神学系列讲座，没想到他后来成为莫特曼最后一位入室博士弟子，并以非常优秀的成绩毕业，随后更取得德国三项优秀论文及学术奖项。「无疑他将在莫老的基础上再创高峰，同时也成为ISCS学术团队的重要成员。至此，我很荣幸借ISCS这个公共的学术平台，与莫老在学术出版、两岸三地的学术交流和人材培训上取得长足发展。更没想到在三十多年后，我们竟然不知不觉地汉译完成了莫老『盼望神学三部曲』和『弥赛亚六部曲』。际此，《风继续吹》缓缓奏起……」
（左：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FB、右：台湾神学院FB）
陈韦安（建道神学院）：
陈韦安认为，莫特曼是近几十年来其中一个最富创意的神学家，少有地能够将当代议题带入神学思考，而又建立起庞大系统；其神学对现代世界十分重要，能处身我们的生活和时代里作出前瞻性的洞见，例如在教会思考社会政治问题上，他对于盼望、终末的讨论，是重要的思想资源。
陈韦安亦是莫特曼晚年着作《生动的上帝与生命的丰盈》的中译者。他指，莫特曼这本书是从其多年生活中凝练出来的神学反思，对于看似十分重视「生命」，但对这课题的认识却十分表面的华人教会而言，有相当多的启迪。
李文耀（建道神学院）：
除了潘霍华之外，莫特曼是另一位对李文耀影响深远的德国神学家。「在过去二十多年的神学思考与信仰成长之路上，莫特曼一直是我研习和谘询的重要对象，尽管我们从未正式见过面，也未曾直接交谈过。」在他众多的着作中，李文耀特别喜爱《被钉十字架的上帝》。「记得第一次拿起这本书阅读时，我整个人被圣灵激动，感受到一股培灵的力量。这本书让我明白，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事件不仅对人有意义，对上帝自身也有影响。十架的基督让我们看到一位愿意为世人承受痛苦的上帝。只有受苦的上帝才能帮助人。」李文耀指，上帝也借着莫特曼的受苦经验与信仰反思，使许多人得到了帮助、安慰、鼓励和祝福。莫特曼离开了，然而他的着作、精神和见证仍在。「我要衷心感谢他为神学所做的一切贡献。」
邓绍光（香港浸信会神学院）：
这几年，邓绍光心里面不时浮起：莫特曼老师年纪愈来愈大了，有一天他也要走了，心里该怎样预备呢？
当年，他的盼望神学，叫邓绍光在黑暗的处境之中，跟妻子远赴英国思考上帝在世的历史。二〇一九年及之后，邓绍光妻子离世，莫特曼老师的「在基督里生人与死人仍然团契相交」，给他难以言喻的安慰。
「终末盼望，并不只是客观的教义，更是艰难存在之中的星光。我多么盼望，有一天可以再次与失去的共聚，只是今日，我只能在终末盼望底下，与失去共存、一起过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