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神學巨人、德國神學家莫特曼於本港時間六月四日離世，享年九十八歲。這位經歷過二戰、以盼望神學聞名於世的神學家，致力結合基督信仰與現代處境，在受苦的世界中訴說生命盼望何在，數十年來影響力遍及全球，過去亦曾數度訪港分享。今期我們一起回顧莫特曼的生平、重要思想，並請來多位港、台神學工作者分享莫特曼的性情與啟迪。
生平
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是德國改革宗神學家，圖賓根大學系統神學名譽教授，以其《盼望神學》、《被釘十架的上帝》等著作而聞名。
莫特曼於1926年4月8日生於漢堡，其家人並不信教。二戰期間，十六歲的他應徵入伍，在英軍轟炸漢堡時在空防部隊服役，見證身邊的同僚被殺。及後他成為戰俘，在囚期間因得知納粹集中營的惡行，而對德國文化失去希望及信心。
在戰俘營中，莫特曼遇到一批基督徒，並從一位美國軍牧手上接收了新約聖經及詩篇，開始對基督教信仰感到興趣，他曾表示「不是我找到了基督，而是基督找到了我」。
其後，他被轉送往蘇格蘭協助重建，受當地居民的款待，對他留下深刻印象。隨後莫特曼再被送往英國一所由基督教青年會管理的戰俘營，在那裡遇上不少神學生，並閱讀了人生第一本神學著作──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的《人的本性與命運》。莫特曼表示該書對自己有著巨大影響，而作為戰俘的經歷令他深深體會到苦難與盼望之間的關係，陶塑了他日後的神學見解。
莫特曼思想和主要作品
莫特曼可說是當代最有影響力的德國神學家。他以1964年出版的《盼望神學》（Theology of Hope）最為人熟知，也奠定他在神學界的地位。此書與1972年的《被釘十字架的上帝》（The Crucified God）和1975年的《聖靈大能中的教會》（The Church in the Power of the Spirit），被稱為他「盼望神學」的三部曲。
莫特曼認為終末指的是上帝的臨在，帶來新的可能。終末論的意義在期盼基督再臨，那時，個人生命、人類歷史和宇宙都會有徹底的改變。而莫特曼是以基督的復活和十架來談論上帝，從潘霍華受苦上帝的概念出發，強調上帝是十架上受苦的上帝，人類受苦是參與在上帝的救贖計劃當中。在《被釘十字架的上帝》中認為上帝會感受到痛苦的主張，亦顛覆了過往多年的歐洲神哲傳統，認為上帝不會痛苦（impassable）。他認為基督徒的身份只能透過被釘十字架的基督的共感來理解，為不自由的世界帶來盼望和解放。他的神學在八十年代東西德和平運動中亦發揮著影響。
他之後的作品更關注信仰與現代世界的連結，嘗試以神學回應人類困境。1985年的《創造中的上帝》（God in Creation）則奠定了莫特曼在生態神學中的「教父」級地位。當中，他將創造分為初始、中繼與嶄新三個類型，並強調創造是一個三位一體的過程。此書歸類為他「彌賽亞神學六部曲／系統神學論叢」的第二本著作。
莫特曼視自己的神學為巴特神學的延伸，其弟子林鴻信提到，莫特曼常自稱其神學是「後巴特的」。林鴻信曾指出，巴特與莫特曼神學主要不同之處在於，巴特較重視上帝超越歷史的一面，而莫特曼則較強調上帝在歷史中的作為。巴特對於經世三一沒多大興趣，將焦點放在內在三一，莫特曼卻焦點放在歷史水平面及其未來，將三一神學與歷史階段性整合。
莫特曼：
我總是對真理感到好奇，我是一個尋求真理的人。
二〇一八年中神訪談
基督教信仰完完全全是一種朝向前方、充滿信心的盼望和投身，也是一種對所期待之物的先行把握中的生活。
《盼望．神學：莫特曼》
要愛上新的事物，新的一天、新的一年、新的歌曲、新的創造，上帝為你供應一切，每一天都是禮物。
二〇一八年中神訪談
最後訪港時曾論及中國的「出埃及式教會」
莫特曼著作的中譯本，大部份是由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引入，多年來，除了出版多本他的中譯著作，該所更促成莫特曼到訪香港及中國大陸的多次交流。
莫特曼最後一次訪港，是在二〇一八年。當年的香港社會，正處於雨傘運動造成的撕裂之中，教會以至整體市民都在尋問那時代的盼望與出路。在這歷史時空下，莫特曼到訪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及中國神學研究院參與研討會，與一眾學者信徒共同思索教會在中港處境的未來。
（攝：李志雄）
在中大的會議上，時任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助理教授郭偉聯博士指出，在強權操控的局面下，出現了三種不同中國教會取態。第一類是受政府約束的官僚體制教會；第二類成為狂熱民間宗教；第三類以入世的加爾文主義為依歸，成為政治異議份子。
然而，郭偉聯指這些教會形態，均不符合莫特曼神學中的「出埃及式教會」。他指莫氏認為教會需要有一個「彌賽亞式未來」，抵抗教會被制度化；教會需要有冒險「出埃及」的心，以抗拒權力所帶來誘惑。他指莫特曼終末論的「出埃及式教會」需要靈修與行動並重，政治觸覺與禱告並行，並知道實踐彌賽亞使命同時仍須受苦與盼望。
在回應郭偉聯時，莫特曼指自己提出「出埃及式教會」，是為要抗衡德國國家教會，及其背後對基督教王國（Christendom）的接受。他指，歷世信徒均有基督教王國的夢，教會容易聯繫於政權，但認為基督教不能成為部落式的宗教，中國教會不應被稱為「中國（國家）的教會」（the Chinese Church），而應稱為「在中國的基督教會」（the Church of Christin China）。
他也談到「中國夢」，並回憶德國納粹統治時期，不少人因國族主義而死，故他反對任何形式的國族主義取代人類應有的「夢」，反對教會連繫於單一國族。儘管莫特曼抗拒國家體制下的教會，但仍然覺得教會要追求合一的夢。
（圖：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FB）
港台學者懷緬
莫特曼的著作有不少華文翻譯，他曾多次訪問香港和台灣，不少神學工作者均跟他有接觸和合作。大家的緬懷心聲，也側寫這位一代神學巨擘的影響和身影。
葉菁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葉菁華憶述，上一次見莫特曼，就是二〇一八年他到訪崇基學院。當時葉菁華擔任講座主持，與莫特曼溝通，葉菁華感覺他為人親切，「回應問題時十分精靈，好sharp。」
莫特曼對葉菁華的最大影響是寬闊的信仰與世界觀，使他撰寫博士論文時得到不少啟迪。葉菁華欣賞莫特曼的神學由早期開始，便銳意反思基督教神學與社會、世界等問題。他擁有全球性的視野，看世界的問題。例如在莫特曼早期、中期寫作時，正值美蘇冷戰的時期，他會思考政治、經濟、生態課題，特別關心核危機；到了莫特曼寫作後期，也繼續關注生態危機，這可在他的著作God in Creation、The Spirit of Life看到。
此外，歐美世界經濟發展迅速，莫特曼認為是建基在現代性的陰暗面（underside of modernity），即拉丁美洲、非洲等南方世界遭受剝削和壓迫。
「他的神學是在回應現代世界的問題……在為當代社會把脈。」葉菁華指，莫特曼能指出，在資本主義下，現代世界的問題癥結在於科技文明（scientifically technological civilization）──事實上，如生態危機對窮人造成剝削，這些問題均與資本主義有關係。
周學信（中華福音神學院）：
周學信給本報的書面分享表示，他第一次接觸莫特曼是在神學院時閱讀《盼望神學》（Theology of Hope）。這次經歷是我生命中最清新和激動人心的體驗之一，打開了我從未想像過的新神學視野和景觀。後來，在一次學術假期期間，周學信有幸親自拜訪了莫特曼的家。「當時我們正在合作一本關於他神學的書，我想親自把我的手稿交給他，並獲得他的反饋，以確保我對他的神學解釋正確。在他的客廳裡，四周都是書，我們的神學對話更像是深刻的神學沉思。這是我第一次真正看到神學成為一種先知性的願景，使我能夠更深更廣地觀看和理解。」
幾年後，莫特曼去台灣參加一個以他的工作為主題的會議時，周學信有機會參與其中，並探索他的神學及其對華人神學語境和建構的影響，親眼見證了他能以有說服力的觀點，與多元化的觀眾互動。「他的演講不僅在神學上具有啟發性，而且深深打動了人心，無縫地將神學概念與教會和社會的實踐意涵結合在一起。莫特曼在台灣和香港的會議上充滿魅力，吸引了學者和平信徒進行豐富的對話，這些對話經常延續到計劃之外的時間，在車內、餐桌上和校園散步時繼續進行。」
回顧他的神學方法，莫特曼曾說：「對我來說，神學是，並且仍然是一場思想的冒險。這是一條開放且邀請的道路。直到今天，它依然讓我的精神和靈性好奇心著迷。因此，我的方法隨著我對神學思想對象的認識而成長。道路只有在我行走時才會出現。」（莫特曼，《神學經歷：基督教神學的方式和形式》，明尼阿波利斯：堡壘出版社，2000年，第十五頁）莫特曼的網絡廣泛，其網眼緊密，他的投射遠大而寬廣。
周學信說，莫特曼的神學貢獻廣泛且多面。他對希望、苦難、生態責任和三位一體關係本質的研究，為理解現代世界中的基督信仰提供了全面的框架。莫特曼將這些主題整合，使其神學在學術圈、牧靈實踐和社會行動中都顯得既具有可及性，又具相關性。
周學信指，莫特曼的影響力超越了學術界，深入到信徒的日常生活。「莫特曼對希望和上帝與人類苦難團結一致的強調，成為了一種深刻的安慰和靈感來源。對莫特曼來說，沒有純粹個人的倫理學；作為一位道德神學家，他同時也是一位政治神學家。他對環境管理的呼籲，動員了許多基督徒參與可持續的實踐，反映了創造的互聯性。當我們緬懷莫特曼時，我們慶祝他畢生致力於探索和闡明上帝之愛與公義的深度。他的遺產將繼續激勵和挑戰未來的世代，讓他們活出福音的希望與變革力量。」
「我喜歡弗蘭納里·奧康納（Flannery O'Connor）關於巴特（Barth）的機智語錄，並將其用於莫特曼：『他把家具都扔了。』的確，我對莫特曼懷有深深的敬意，因為他深刻地擴展了我的智力和靈性視野。作為一位多產的神學家，這從他的三本詳盡的書目中可見一斑，莫特曼體現了一位最真實和最具影響力的政治思想家。對他來說，神學是一場持續不斷的與上帝的掙扎。他那一貫而普遍的信息概括在這樣的論斷中：『通過認識被釘十字架者的復活，總是無處不在的矛盾被納入希望的信心。』」
周學信提及，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認為希望是一種充滿活力的、激勵人類想像可能性並預期其實現的能量。而莫特曼借用了布洛赫的意圖，將聖經的應許解釋為現實的烏托邦目標，激勵我們抓住這個世界上真正可能的東西，並實現它，朝著公義、生命和上帝國度的應許未來前進。「這一從十字架和復活中產生的希望主題，強調了他所有的神學探索，並為個人信徒和更廣泛的社群提供了一種變革性的願景。」
「像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一樣，莫特曼拒絕廉價的希望，並談論昂貴的希望。莫特曼呼籲我們成為上帝希望的管道，帶給這個充滿紛爭的世界。我們的任務並不容易；我們要在絕望中懷有希望，通過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結束分裂世界的敵對狀態，上帝正在創造一個新的人類。通過言語和行動宣揚這一信息是我們的使命。這是一種昂貴的希望的呼召。」
林子淳（墨爾本神學院）：
對於一位已成名的德國教授來說，林子淳觀察到莫特曼欣然學習新的事物，與其他同代神學家不同。「他是做到老學到老的人，完全不會覺得自己甚麼都懂」，這也可在他的作品看到。他喜歡參觀古蹟、廟宇，認識華人文化，也喜歡研究道家思想哲學。莫特曼也有不少從不同國家來的學生，包括東亞、亞洲，林子淳認為這顯示，莫特曼很希望知道不同地方的人的想法。
莫特曼也喜歡聆聽他人的批評，不希望只一面讚好他的作品。「他也是願意學習謙卑的神學家。」
林子淳跟莫特曼主要的接觸，都是在出版書籍上的往來。他深刻的是，一般外國已成名的教授對版權費要求很高，但莫特曼卻強調不收或只收小量費用，一直都很支持出版發展。
林子淳也提到莫特曼少為人知的一面：他喜歡用他那古老的打字機寫論文和寫信，之後再在上面手寫修正──不過莫特曼也有用電郵的。林子淳又說有次傳真給他，以為那是學校傳真號碼，原來是他家裡的傳真號碼，在沒留意時差之下，不小心吵醒了莫特曼。
他又表示，在德國傳統，老師較少會跟晚輩分享感受，但莫特曼較開放。他印象深刻的是，二〇一八年訪港時，帶莫特曼到西貢吃海鮮，莫特曼在海鮮檔舉起手模仿螃蟹。當時，莫特曼的學生洪亮也指，未見過老師會這樣做。「有時對朋友也有童真的一面。」
林子淳也提到，另一位莫特曼的學生林鴻信曾跟他提及，莫特曼在太太離世時相當傷心，在探望老師時不知道可做甚麼。後來得知，莫特曼在訪南美幫助一些群體和神學院，心靈反而得著一些安慰和力量，從而治癒心靈創傷。
楊熙楠（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楊熙楠給本報的書面分享回憶莫特曼。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在溫偉耀教授的推介下，他對莫特曼的盼望神學略知一二，當時已對這位在奧斯威辛（Auschwitz）之後還能談論神學的神學人深有印象及敬佩。及後在九十年代，承劉小楓教授介紹，楊熙楠與莫特曼聯繫，商討出版《被釘十字架的上帝》的版權事宜，「莫特曼對其書可在香港及內地出版甚是高興，並大力支持。當年台灣學人曾念粵先生師從莫特曼，並致力迻譯莫特曼的德語尊著為中文，莫特曼期待交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下簡稱ISCS）出版。ISCS草創成立於一九九五年，當年百廢待興，我也不敢貿然答應，只言視乎出版經費是否到位而定。同時ISCS除了學術出版外，學術研究和交流也是不可或缺，因此就有了一九九九年莫特曼來訪中港兩地學界的學術活動。從此，ISCS與莫特曼在學術出版及兩岸三地的學術交流上合作無間，一晃三十多年。」
道風山聖殿內有三塊木坊，以漢語列示三一神的特質，左方木坊寫上「風隨意思而吹」，這也是楊熙楠多年的工作座右銘：「人的計劃永遠趕不上實況，我們應順應聖靈的意思迎新而上。」及至二〇〇四年，ISCS與莫特曼在人材培訓上更上一層樓。當年有一位在北京的青年學子參加了由ISCS與清華大學合辦的莫特曼神學系列講座，沒想到他後來成為莫特曼最後一位入室博士弟子，並以非常優秀的成績畢業，隨後更取得德國三項優秀論文及學術獎項。「無疑他將在莫老的基礎上再創高峰，同時也成為ISCS學術團隊的重要成員。至此，我很榮幸藉ISCS這個公共的學術平台，與莫老在學術出版、兩岸三地的學術交流和人材培訓上取得長足發展。更沒想到在三十多年後，我們竟然不知不覺地漢譯完成了莫老『盼望神學三部曲』和『彌賽亞六部曲』。際此，《風繼續吹》緩緩奏起……」
（左：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FB、右：台灣神學院FB）
陳韋安（建道神學院）：
陳韋安認為，莫特曼是近幾十年來其中一個最富創意的神學家，少有地能夠將當代議題帶入神學思考，而又建立起龐大系統；其神學對現代世界十分重要，能處身我們的生活和時代裡作出前瞻性的洞見，例如在教會思考社會政治問題上，他對於盼望、終末的討論，是重要的思想資源。
陳韋安亦是莫特曼晚年著作《生動的上帝與生命的豐盈》的中譯者。他指，莫特曼這本書是從其多年生活中凝練出來的神學反思，對於看似十分重視「生命」，但對這課題的認識卻十分表面的華人教會而言，有相當多的啟迪。
李文耀（建道神學院）：
除了潘霍華之外，莫特曼是另一位對李文耀影響深遠的德國神學家。「在過去二十多年的神學思考與信仰成長之路上，莫特曼一直是我研習和諮詢的重要對象，儘管我們從未正式見過面，也未曾直接交談過。」在他眾多的著作中，李文耀特別喜愛《被釘十字架的上帝》。「記得第一次拿起這本書閱讀時，我整個人被聖靈激動，感受到一股培靈的力量。這本書讓我明白，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的事件不僅對人有意義，對上帝自身也有影響。十架的基督讓我們看到一位願意為世人承受痛苦的上帝。只有受苦的上帝才能幫助人。」李文耀指，上帝也藉着莫特曼的受苦經驗與信仰反思，使許多人得到了幫助、安慰、鼓勵和祝福。莫特曼離開了，然而他的著作、精神和見證仍在。「我要衷心感謝他為神學所做的一切貢獻。」
鄧紹光（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這幾年，鄧紹光心裡面不時浮起：莫特曼老師年紀愈來愈大了，有一天他也要走了，心裡該怎樣預備呢？
當年，他的盼望神學，叫鄧紹光在黑暗的處境之中，跟妻子遠赴英國思考上帝在世的歷史。二〇一九年及之後，鄧紹光妻子離世，莫特曼老師的「在基督裡生人與死人仍然團契相交」，給他難以言喻的安慰。
「終末盼望，並不只是客觀的教義，更是艱難存在之中的星光。我多麼盼望，有一天可以再次與失去的共聚，只是今日，我只能在終末盼望底下，與失去共存、一起過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