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日，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枢机在《公教报》撰文〈就是每年这时期……〉，周枢机在不足一千字的文章，谈到「三十五年前的事」， 表示：「我们再次临近每年这个时期。我想说的会带来悲伤与希望、与三十五年前发生在首都那场耗人生命的事件同时并存。……我的信仰触动我要原谅任何人与任何事。也许正是透过宽恕各方才能摆脱相互指摘和『我永远不会宽恕』这痛苦的思维。其实，有了宽恕，修和与治愈也才有可能实现。」
当周枢机提及「三十五年前」的事，其实「到底发生过什么事」，而令他不敢直言来谈「宽恕」呢？可是大家都知道，周枢机是在暗示「六四事件」。周枢机明显不敢提及「六四」这两个字，这是否反映我们在政权面前，都是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呢？无庸置疑，「宽恕」确是美善的德行，但「六四事件」有其公共性及政治处境，所以，需要满足社会公义，才能指向一种复和的和谐（reconciled harmony），从而彰显上主救赎中的爱与公义。回看三十五年，六四死难者家属和公民社会一直都以和平方式要求「六四真相」，讨回受害者的公道，争取民主自由。在这漫长过程中，她们没有散播仇恨，却是以和平的方式为受害者进行维权。但换来的，是一次又一次无情的打压、监控与被囚，而她们的血与泪就是圣灵（Holy Spirit）发出的哀鸣。「六四事件」是社会的伦理问题，不存个人私怨，而周枢机在强调「宽恕」时，他是彷佛蒙着耳朵，聆听不到受害者的哀鸣，从而缺乏怜悯之心与批评政府的先知勇气。反而站在道德高地说出在政治现实下的宗教语言，漠视「六四」被屠杀的人民及其家属，并忽略了仍在被欺压的无辜者的心灵，这无疑给受害者和大众带来二次伤害。本文不敢挑战周枢机在天主教神学的造诣，而是尝试从天主教神学角度阐述「宽恕」的实践，是有着满足公义的意涵。
二、天主教的七件圣事：有关第四件圣事──「修和圣事」
在天主教七件圣事里，第四件圣事是「修和圣事」。按香港教区圣伯多禄圣保禄堂对「修和圣事」之解释，此乃悔改（皈依）圣事，让诚心忏悔，有「痛悔之心」的人能回头，并全心皈依上主，停止犯罪，弃绝邪恶，从而在上主中获得「宽恕与平安」，而告解是其中忏悔的圣事。然而，忏悔的人不止于悔改求宽恕，其中还有「补赎」的行动；以适当的方式来「赔补」或「补偿」罪过，如此悔改的人便与上主和好。1可是，对于一个「无神论」的政权来说，「修和圣事」能否带来现实意义呢？当政权是党国不分时，却吊诡地成为了绝对的神，它定义何谓爱国，从而把人民分类及贴上政治标签，把法律操控成敌我的政治工具，剥夺了人民自由与政治选择的权利，还借爱国之名延伸权力，成为一种政治效忠的指标。在这种政治处境下，「悔改」与「宽恕」对绝对掌控权力者而言，像变得遥不可及。不过，在「修和圣事」里，让我们看见「悔改」与「宽恕」是一个过程，乃是同属一件事，并且，不存在条件关系，而是回应上主的仁爱，以及与受害者的复和关系，就此我们见证悔改的努力不但是人的工作，也是一颗「痛悔之心」的行动。因此，教会有责任积极劝勉世人要有悔罪之心，领受忏悔圣事，故此，在天主教传统有《痛悔经》，以祈求上主的宽恕，并进行补赎。
三、教会社会训导
《教会社会训导汇编》（Compendium of the Social Doctrine of the Church） 的文件，是按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要求而编撰，其有系统地简述天主教社会训导的要点。当中阐释了上主、世人、教会和社会的关系。在《教会的社会训导的本质》便指出：「所属的领域不会是属于意识型态，而是属于神学的，尤其是伦理神学」，并且关乎「在社会与国际秩序中，在信仰及教会传统的光照下，对人的存在之复杂事实做仔细反省后，所做的精确而有系统的说明」。2因此《教会社会训导汇编》说明教会在世界之存在，有肩负起谴责罪恶与不正义的责任，也就是教会的先知性角色，其包含质疑和抗议，为「为正义而奉献」；并保护和照顾贫穷人与受压迫者。3在社会训导中，有不少篇幅提及人权、民主自由、经济公义等议题，表示人们有实践抗争的权利，在有关内容的第401条中，更列举出在特殊情况下，五项的武力抗争之准则：「以武力抵抗政权的欺压是非法的，除非同时具备下列五个条件：（一）对基本权利的侵犯是确实的、严重的、长期的；（二）已经用尽了其他所有方法去处理；（三）这样的抗争不致引发更恶劣的纷乱；（四）有成功的希望，而这希望是了充分根据的；（五）依情理说已看不出有更好的解决之道。诉诸武力是以极端的方式来结束「显着而长期的虐政，因它严重地损害人类基本权利，破坏国家公共福祉」。 4第三章〈人与人权〉是在说明政治权力的伦理基础，是不容许政府僭越权力，欺压和侵犯人性尊严的暴行，否则，人民可按良心之召唤，于反抗压迫中见证上主救赎的恩典，因为人要服膺上主的命令；而非违背上主道德秩序的权力。故此，政权犯罪不是以「宽恕」来作结，反而如〈第四章 民主制度〉所指；是要以民主制度限制政权的权力，确保人民生活不受欺凌。
四、再思十字架的救赎
在《天主教教理》解释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意义上，它指出：「基督的十字架及复活的逾越奥迹，是宗徒们及后世教会应向世界宣扬的喜讯之核心。天主的救恩计划，借着他圣子耶稣基督的赎罪死亡，『一次而永远地』完成了 。」有关救赎是上主彰显对普世人类的爱，因上主为了我们的罪，把自己的独生子耶稣交出做我们的赎罪祭，作了上主与人之间的唯一中保；使我们与上主重修旧好，又如特伦多大公会议教导说：「他那在十架上的极实神圣的苦难，为我们赚得了成义。」，借此强调基督祭献之作为乃「永远救恩之源」（来五9） 的唯一特色。5上主的救恩是在无条件地赐给我们，耶稣基督的「救赎」更是为解救人类脱离罪恶中的奴役，继而牺牲自己，死在十字架上，成为普世的救赎行动。因此，耶稣基督赎罪祭带来两项观察：第一、被钉十架的耶稣之死和复活，是满足上主对义的要求。第二、耶稣基督的「救赎」是赦免世人的罪；是救恩的邀请，接受或拒绝，纯粹是我们的选择。当接受这恩典，就要抱悔改之心、宣认和接受圣洗，来获得「救赎」之恩典；得着上主的赦免。至于，拒绝救赎的人，按天主教神学角度，他们会留在罪恶的生活中。所以，上主的救赎行动是要人的参与和互动，而愿意接受救恩的人，必然是「宽恕」与「悔改」；一致地步向敬畏上主的基督徒生活。
五、「宽恕」带来的伦理思考
综合以上来看，天主教对「宽恕」与「悔改」的理解，是同属一件事，却非断裂或条件关系，且是活泼而非僵化于教义层面。但「宽恕」对「六四事件」被屠杀的人民、受害者家属和公共上的非基督宗教徒而言还有意义吗？以下尝试从「宽恕」角度带来两点伦理思考：第一、「宽恕」是美善的德行，在「宽恕」的同时，也是对压迫者的控诉，而「宽恕」亦为了反支配，不让仇恨扭曲追求社会公义的手段；但这不是向压迫者表达爱心的行动，乃是深化和塑造「人性化社会」与「转型正义」（Transitional Justice）6之准备，是提升对他者怜悯和团结不同社群的委身，所以「宽恕」成为无能者的大能。第二、「宽恕」释放未愿意悔改的压迫者的困绑，用美善抵抗不公义。故「宽恕」不是忘记「六四事件」，更非向政权投降，乃是理性与感性之转化，得着无愧于良心的自由之中，继续保存美善，坚持天安门母亲的三大诉求：「真相、赔偿、问责」，以至中共的政治改革。所以，「宽恕」是突破抗争的想像力，在不公义压迫中仍能眺望那看似不可能的盼望。
六、总结
在严重的权力差异下，令「宽恕」在诠释上容易产生道德危机和非人性化的缺陷。在周枢机文章中指：「也许正是透过宽恕，各方才能摆脱相互指摘」，对于这一句说话，可算是「何不食肉糜」，因为要求讨回公道和寻求真相的一方，总是被政权打压和噤声，试问那是谁的指摘呢？每一年天安门母亲拜祭六四逝去的儿子时，中共政权是如何向这班老弱妇孺进行监控呢？什至在今天的香港是如何使异见人士身陷囹圄，相信亦不说自明。或者对周枢机而言，这一切都可以「宽恕」，但他愿意向政权「劝说」，谈「悔改」与「宽恕」的道理吗？事实上，以周枢机的地位，是应该效法萨尔瓦多的罗梅洛 （Óscar Romero 1917-1980）总主教，这位殉道者的勇气，秉持先知传统，与受压迫者同行，为侵犯人权而发声，向中共劝说，表达「宽恕」和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并承认所犯下的罪过，在「悔改」中，拨乱反正，还政于民。有关上述向周枢机的提议，是完全合乎天主教《教会社会训导汇编》第三章〈人与人权〉之指引 153 条：「人权最终的根源不是来自人的意愿，不是来自国家，更不是来自公共权力，而是源自人本身和「创造他的天主。这些权利是『普遍的、不容侵犯的、不容剥夺的』」。此外，在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百年》通谕 44-45 段指出：「现代极权主义，乃根源于人的超越一切的尊严遭到否定。然而，人作为无形像的天主之可见肖象，即就其本质言之，其所拥有的权利，理应不受个人、群体、阶级、国家与政府的侵犯。即使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员，亦不能侵害个别少数份子的权利，不能将之隔离、压逼、剥削，或试图加以灭绝。此外，极权主义的文化与实践亦会拒绝接纳教会。宣称自己能引领历史走向真正美善的国家或党派，既将自己置于一切价值之上，自然不能忍受一个客观善恶准则的存在；因为不受当权者意志操控的这个准则，大有可能在某些情况下，用作判断当权者的一举一动。此亦足以解释极权主义何以有消灭教会的企图，至少亦会逼使教会屈从于己，以求使教会成为他们意识形态机器的工具之一。」。7对于《百年》通谕向极权主义的批判，未知周枢机又有否忘记？
当论及「宽恕」时，若抽离受害者的痛苦、情感和需要的处境，这就失去追求爱与公义的实践。在没有悔改的「宽恕」一致性时，便排斥了救赎的恩典，把「宽恕」成为偶像化的宗教语言。至于「宽恕」则沦为政权掩饰真相的道德工具。从周枢机的文章，正好给基督宗教反省在公共领域中如何谈论「宽恕」。故此，宗教领袖会否向压迫者宣讲悔改的道，来缔造和解与宽恕的空间；还是继续在误用或滥用「宽恕」一词，令信仰不自觉地失去爱与公义的见证，并反过来阻碍或破坏公义彰显的进程，这就成为信德与爱德的考验了。
写于2024年6月4日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崇基神学院神学博士
1. 《忏悔圣事：与主与人修和的途径》（香港：圣伯多禄圣保禄堂） 。参考网址： https://www.sspeterandpaul.org.hk/wp-content/cache/wp- rocket/www.sspeterandpaul.org.hk/confession/index.html_gzip
2. 马丁诺枢机主教；黄美基译：《教会社会训导的本质》（台北：辅仁大学，2007 年 3 月 16日） 。参考网址：https://caritas.catholic.org.tw/news40.htm
3. 同上。
4. 梵蒂冈宗座正义和平委员会： 第三章 人与人权〉《教会社会训导汇编》（香港：公教真理学会，2011 年 2 月 6 日） ，页 223。
5. 〈卷一 信仰的宣认 - 第二部分 - 第二章 - 第四条 耶稣基督在比拉多执政时蒙者，被钉在十字架上，难而被安葬〉《天主教教理》（台北：方济会思高读经推广中心，2024） 。参考网址：https://www.ccreadbible.org/Members/Bona/For-Bible/catechism-chinese-english/571-630
6. 联合国安理会在 2004 年「有关战后社会中法治与转型正义的秘书长报告」（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the Rule of Law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Post-Conflict Societies）中，认为转型正义的概念包含了该社会尝试面对过去大规模人权迫害的完整程序与机制。该完整程序与机制的目的在于确认责任，追求正义与社会的和解。这些程序和机制包含了司法与非司法性的机制，例如个人刑事责任的审判、补偿、真相调查与制度改革如行政官员的去留。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the Rule of Law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Post-Conflict Societies, （United Nations, 23 August 2004）, p4. 参考网址：https://www.unhcr.org/media/rule-law-and-transitional-justice-conflict-and-post-conflict-societies-report-secretary
7.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周子坚译：《百年》通谕，（香港：「示」编辑委员会，1991 年） 。参考网址：
https://catholic.org.hk/%E3%80%8A%E7%99%BE%E5%B9%B4%E3%80%8B%E9%80%9A%E8% AB%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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