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日，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周守仁樞機在《公教報》撰文〈就是每年這時期……〉，周樞機在不足一千字的文章，談到「三十五年前的事」， 表示：「我們再次臨近每年這個時期。我想說的會帶來悲傷與希望、與三十五年前發生在首都那場耗人生命的事件同時並存。……我的信仰觸動我要原諒任何人與任何事。也許正是透過寬恕各方才能擺脫相互指摘和『我永遠不會寬恕』這痛苦的思維。其實，有了寬恕，修和與治癒也才有可能實現。」
當周樞機提及「三十五年前」的事，其實「到底發生過甚麼事」，而令他不敢直言來談「寬恕」呢？可是大家都知道，周樞機是在暗示「六四事件」。周樞機明顯不敢提及「六四」這兩個字，這是否反映我們在政權面前，都是沒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呢？無庸置疑，「寬恕」確是美善的德行，但「六四事件」有其公共性及政治處境，所以，需要滿足社會公義，才能指向一種復和的和諧（reconciled harmony），從而彰顯上主救贖中的愛與公義。回看三十五年，六四死難者家屬和公民社會一直都以和平方式要求「六四真相」，討回受害者的公道，爭取民主自由。在這漫長過程中，她們沒有散播仇恨，卻是以和平的方式為受害者進行維權。但換來的，是一次又一次無情的打壓、監控與被囚，而她們的血與淚就是聖靈（Holy Spirit）發出的哀鳴。「六四事件」是社會的倫理問題，不存個人私怨，而周樞機在強調「寬恕」時，他是彷彿蒙著耳朵，聆聽不到受害者的哀鳴，從而缺乏憐憫之心與批評政府的先知勇氣。反而站在道德高地說出在政治現實下的宗教語言，漠視「六四」被屠殺的人民及其家屬，並忽略了仍在被欺壓的無辜者的心靈，這無疑給受害者和大眾帶來二次傷害。本文不敢挑戰周樞機在天主教神學的造詣，而是嘗試從天主教神學角度闡述「寬恕」的實踐，是有著滿足公義的意涵。
二、天主教的七件聖事：有關第四件聖事──「修和聖事」
在天主教七件聖事裡，第四件聖事是「修和聖事」。按香港教區聖伯多祿聖保祿堂對「修和聖事」之解釋，此乃悔改（皈依）聖事，讓誠心懺悔，有「痛悔之心」的人能回頭，並全心皈依上主，停止犯罪，棄絕邪惡，從而在上主中獲得「寬恕與平安」，而告解是其中懺悔的聖事。然而，懺悔的人不止於悔改求寬恕，其中還有「補贖」的行動；以適當的方式來「賠補」或「補償」罪過，如此悔改的人便與上主和好。1可是，對於一個「無神論」的政權來說，「修和聖事」能否帶來現實意義呢？當政權是黨國不分時，卻弔詭地成為了絕對的神，它定義何謂愛國，從而把人民分類及貼上政治標籤，把法律操控成敵我的政治工具，剝奪了人民自由與政治選擇的權利，還借愛國之名延伸權力，成為一種政治效忠的指標。在這種政治處境下，「悔改」與「寬恕」對絕對掌控權力者而言，像變得遙不可及。不過，在「修和聖事」裡，讓我們看見「悔改」與「寬恕」是一個過程，乃是同屬一件事，並且，不存在條件關係，而是回應上主的仁愛，以及與受害者的復和關係，就此我們見證悔改的努力不但是人的工作，也是一顆「痛悔之心」的行動。因此，教會有責任積極勸勉世人要有悔罪之心，領受懺悔聖事，故此，在天主教傳統有《痛悔經》，以祈求上主的寬恕，並進行補贖。
三、教會社會訓導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Compendium of the Social Doctrine of the Church） 的文件，是按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要求而編撰，其有系統地簡述天主教社會訓導的要點。當中闡釋了上主、世人、教會和社會的關係。在《教會的社會訓導的本質》便指出：「所屬的領域不會是屬於意識型態，而是屬於神學的，尤其是倫理神學」，並且關乎「在社會與國際秩序中，在信仰及教會傳統的光照下，對人的存在之複雜事實做仔細反省後，所做的精確而有系統的說明」。2因此《教會社會訓導彙編》說明教會在世界之存在，有肩負起譴責罪惡與不正義的責任，也就是教會的先知性角色，其包含質疑和抗議，為「為正義而奉獻」；並保護和照顧貧窮人與受壓迫者。3在社會訓導中，有不少篇幅提及人權、民主自由、經濟公義等議題，表示人們有實踐抗爭的權利，在有關內容的第401條中，更列舉出在特殊情況下，五項的武力抗爭之準則：「以武力抵抗政權的欺壓是非法的，除非同時具備下列五個條件：（一）對基本權利的侵犯是確實的、嚴重的、長期的；（二）已經用盡了其他所有方法去處理；（三）這樣的抗爭不致引發更惡劣的紛亂；（四）有成功的希望，而這希望是了充分根據的；（五）依情理說已看不出有更好的解決之道。訴諸武力是以極端的方式來結束「顯著而長期的虐政，因它嚴重地損害人類基本權利，破壞國家公共福祉」。 4第三章〈人與人權〉是在說明政治權力的倫理基礎，是不容許政府僭越權力，欺壓和侵犯人性尊嚴的暴行，否則，人民可按良心之召喚，於反抗壓迫中見證上主救贖的恩典，因為人要服膺上主的命令；而非違背上主道德秩序的權力。故此，政權犯罪不是以「寬恕」來作結，反而如〈第四章 民主制度〉所指；是要以民主制度限制政權的權力，確保人民生活不受欺凌。
四、再思十字架的救贖
在《天主教教理》解釋耶穌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的意義上，它指出：「基督的十字架及復活的逾越奧跡，是宗徒們及後世教會應向世界宣揚的喜訊之核心。天主的救恩計劃，藉著祂聖子耶穌基督的贖罪死亡，『一次而永遠地』完成了 。」有關救贖是上主彰顯對普世人類的愛，因上主為了我們的罪，把自己的獨生子耶穌交出做我們的贖罪祭，作了上主與人之間的唯一中保；使我們與上主重修舊好，又如特倫多大公會議教導說：「祂那在十架上的極實神聖的苦難，為我們賺得了成義。」，藉此強調基督祭獻之作為乃「永遠救恩之源」（來五9） 的唯一特色。5上主的救恩是在無條件地賜給我們，耶穌基督的「救贖」更是為解救人類脫離罪惡中的奴役，繼而犧牲自己，死在十字架上，成為普世的救贖行動。因此，耶穌基督贖罪祭帶來兩項觀察：第一、被釘十架的耶穌之死和復活，是滿足上主對義的要求。第二、耶穌基督的「救贖」是赦免世人的罪；是救恩的邀請，接受或拒絕，純粹是我們的選擇。當接受這恩典，就要抱悔改之心、宣認和接受聖洗，來獲得「救贖」之恩典；得著上主的赦免。至於，拒絕救贖的人，按天主教神學角度，他們會留在罪惡的生活中。所以，上主的救贖行動是要人的參與和互動，而願意接受救恩的人，必然是「寬恕」與「悔改」；一致地步向敬畏上主的基督徒生活。
五、「寬恕」帶來的倫理思考
綜合以上來看，天主教對「寬恕」與「悔改」的理解，是同屬一件事，卻非斷裂或條件關係，且是活潑而非僵化於教義層面。但「寬恕」對「六四事件」被屠殺的人民、受害者家屬和公共上的非基督宗教徒而言還有意義嗎？以下嘗試從「寬恕」角度帶來兩點倫理思考：第一、「寬恕」是美善的德行，在「寬恕」的同時，也是對壓迫者的控訴，而「寬恕」亦為了反支配，不讓仇恨扭曲追求社會公義的手段；但這不是向壓迫者表達愛心的行動，乃是深化和塑造「人性化社會」與「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6之準備，是提升對他者憐憫和團結不同社群的委身，所以「寬恕」成為無能者的大能。第二、「寬恕」釋放未願意悔改的壓迫者的綑綁，用美善抵抗不公義。故「寬恕」不是忘記「六四事件」，更非向政權投降，乃是理性與感性之轉化，得著無愧於良心的自由之中，繼續保存美善，堅持天安門母親的三大訴求：「真相、賠償、問責」，以至中共的政治改革。所以，「寬恕」是突破抗爭的想像力，在不公義壓迫中仍能眺望那看似不可能的盼望。
六、總結
在嚴重的權力差異下，令「寬恕」在詮釋上容易產生道德危機和非人性化的缺陷。在周樞機文章中指：「也許正是透過寬恕，各方才能擺脫相互指摘」，對於這一句說話，可算是「何不食肉糜」，因為要求討回公道和尋求真相的一方，總是被政權打壓和噤聲，試問那是誰的指摘呢？每一年天安門母親拜祭六四逝去的兒子時，中共政權是如何向這班老弱婦孺進行監控呢？甚至在今天的香港是如何使異見人士身陷囹圄，相信亦不說自明。或者對周樞機而言，這一切都可以「寬恕」，但他願意向政權「勸說」，談「悔改」與「寬恕」的道理嗎？事實上，以周樞機的地位，是應該效法薩爾瓦多的羅梅洛 （Óscar Romero 1917-1980）總主教，這位殉道者的勇氣，秉持先知傳統，與受壓迫者同行，為侵犯人權而發聲，向中共勸說，表達「寬恕」和要求釋放所有政治犯，並承認所犯下的罪過，在「悔改」中，撥亂反正，還政於民。有關上述向周樞機的提議，是完全合乎天主教《教會社會訓導彙編》第三章〈人與人權〉之指引 153 條：「人權最終的根源不是來自人的意願，不是來自國家，更不是來自公共權力，而是源自人本身和「創造他的天主。這些權利是『普遍的、不容侵犯的、不容剝奪的』」。此外，在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百年》通諭 44-45 段指出：「現代極權主義，乃根源於人的超越一切的尊嚴遭到否定。然而，人作為無形像的天主之可見肖象，即就其本質言之，其所擁有的權利，理應不受個人、群體、階級、國家與政府的侵犯。即使社會中的大多數成員，亦不能侵害個別少數份子的權利，不能將之隔離、壓逼、剝削，或試圖加以滅絕。此外，極權主義的文化與實踐亦會拒絕接納教會。宣稱自己能引領歷史走向真正美善的國家或黨派，既將自己置於一切價值之上，自然不能忍受一個客觀善惡準則的存在；因為不受當權者意志操控的這個準則，大有可能在某些情況下，用作判斷當權者的一舉一動。此亦足以解釋極權主義何以有消滅教會的企圖，至少亦會逼使教會屈從於己，以求使教會成為他們意識形態機器的工具之一。」。7對於《百年》通諭向極權主義的批判，未知周樞機又有否忘記？
當論及「寬恕」時，若抽離受害者的痛苦、情感和需要的處境，這就失去追求愛與公義的實踐。在沒有悔改的「寬恕」一致性時，便排斥了救贖的恩典，把「寬恕」成為偶像化的宗教語言。至於「寬恕」則淪為政權掩飾真相的道德工具。從周樞機的文章，正好給基督宗教反省在公共領域中如何談論「寬恕」。故此，宗教領袖會否向壓迫者宣講悔改的道，來締造和解與寬恕的空間；還是繼續在誤用或濫用「寬恕」一詞，令信仰不自覺地失去愛與公義的見證，並反過來阻礙或破壞公義彰顯的進程，這就成為信德與愛德的考驗了。
寫於2024年6月4日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崇基神學院神學博士
1. 《懺悔聖事：與主與人修和的途徑》（香港：聖伯多祿聖保祿堂） 。參考網址： https://www.sspeterandpaul.org.hk/wp-content/cache/wp- rocket/www.sspeterandpaul.org.hk/confession/index.html_gzip
2. 馬丁諾樞機主教；黃美基譯：《教會社會訓導的本質》（台北：輔仁大學，2007 年 3 月 16日） 。參考網址：https://caritas.catholic.org.tw/news40.htm
3. 同上。
4. 梵蒂岡宗座正義和平委員會： 第三章 人與人權〉《教會社會訓導彙編》（香港：公教真理學會，2011 年 2 月 6 日） ，頁 223。
5. 〈卷一 信仰的宣認 - 第二部分 - 第二章 - 第四條 耶穌基督在比拉多執政時蒙者，被釘在十字架上，難而被安葬〉《天主教教理》（台北：方濟會思高讀經推廣中心，2024） 。參考網址：https://www.ccreadbible.org/Members/Bona/For-Bible/catechism-chinese-english/571-630
6. 聯合國安理會在 2004 年「有關戰後社會中法治與轉型正義的秘書長報告」（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the Rule of Law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Post-Conflict Societies）中，認為轉型正義的概念包含了該社會嘗試面對過去大規模人權迫害的完整程序與機制。該完整程序與機制的目的在於確認責任，追求正義與社會的和解。這些程序和機制包含了司法與非司法性的機制，例如個人刑事責任的審判、補償、真相調查與制度改革如行政官員的去留。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the Rule of Law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Post-Conflict Societies, （United Nations, 23 August 2004）, p4. 參考網址：https://www.unhcr.org/media/rule-law-and-transitional-justice-conflict-and-post-conflict-societies-report-secretary
7.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周子堅譯：《百年》通諭，（香港：「示」編輯委員會，1991 年） 。參考網址：
https://catholic.org.hk/%E3%80%8A%E7%99%BE%E5%B9%B4%E3%80%8B%E9%80%9A%E8% AB%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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