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84年4月16日，香港「八十多位不同宗派的教牧同工聚首一堂，通过了《香港基督徒在现今社会及政治变迁中所持的信念献议》，并且委派跟进小组进行跟进工作。」（《信念书注释》， 2页）
历史缘起
《香港基督徒在现今社会及政治变迁中所持的信念献议》（简称《信念书》）的源起，乃因为「近年中英谈判香港前途问题，有关一九九七以后香港之主权、治权、施法、行政等方案，不单引起一般市民的关注，也触发香港基督徒探索这些社会及政治变迁对教会的意义。」（《信念书注释》， 1页）
《信念书》明确承认 :「一直以来，香港教会对政治及社会问题较少关怀，一旦遇上前所未有的历史巨变，不得不重新检讨教会的社会角色，教会时代性的模式，宗教自由的涵意、布道策略的适切性，以及对香港前途、中国未来建设及普世宣教的承担等等问题。」 （《信念书注释》， 1-2页）
郭伟联于〈八十年代前期香港教会社会参与──《信念书》的分析〉评论香港教会因着九七问题临近，政治问题触及社会各阶层，香港教会根本不能置身事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期，香港社会正经历中英香港前途谈判、政制改革及基本法的谘询等多项重大社会变迁，香港教会在面临这种不确定及充满变数的社会状况时，曾一反其保守形象，多次组织活动，表达基督徒对前途改变、宗教自由、以至政制方案的关心。」（《自保与关怀──香港教会的社会及政治参与》，84页。 ）
回应时势
要正确评价《信念书》的贡献，必须了解这份立场书的时代背景与声明的限制。近日就《信念书》发表四十周年，我发现有些批评言论是偏颇与不公，有些论者根本不仔细阅读与尝试了解，便把「莫须有」罪名强套在昔日的历史文献。余达心于《信念书注释》明确表明，「没有详细地列出教会历来认信的全部信条，只是抽出其中的一些重点，针对现时境况，以致教会在面对现时独特的问题时，有清楚确定的立场和方向。」（14页）钱北斗于《时代信念考查：研经十五课》引言分享：「《信念书》的真正价值，是在于点出一些探索的重点，而不是拟就一些供信徒认信的信条。」（5页）
《信念书》性质与《洛桑信约》（Lausanne Covenant）有所不同，后者是1974年首届洛桑世界宣教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World Evangelization at Lausanne），2700位参与者共同草拟及发表《洛桑信约》，成为福音信仰教会的重要信仰认信。
《信念书》同样与《华福宣言》不同，这份宣言是1976年8月在香港举行首届世界华人福音会议，全球27个地区1500位参与者共同认信。我想今日听过《华福宣言》的香港教牧与信徒，肯定少过《信念书》！
若要比较，《信念书》接近1934年德国教牧与信徒公开表达的《巴门神学宣言》（The Theological Declaration of Barmen），乃是回应当前时势的信念。任何因应当前局势而有的声明或认信，必有其关注的重点与方向，同时有其局限。倘若有人期望《信念书》能够具体回应八九「六四」事件、2014年雨伞运动、2019年反修例运动、《港区国安法》及《基本法》廿三条等，根本是不切实际。
1934年的《巴门神学宣言》，也有论者批评过于抽象，而不曾具体回应1933年第三帝国通过的〈公务改革法之亚利安条款〉，没有教导教会怎样处理与犹太人的关系。惟独潘霍华是例外，他于1933年4月发表演说，表达教会面对犹太人问题应有的态度。
面对九七危机带来香港教会的震撼，当时至少有三份重要的声明或意见书：《信念书》、《宗教自由声明》、《香港基督徒北京访问团对香港前途意见书》。
卢龙光看《信念书》是「由福音派基督徒所发起……表达了基督徒在时代转变中对信仰与香港的承担，也肯定了『宣讲』与『服务』是教会的宣教使命。」（〈香港教会宣教使命的回顾与反省〉，50页）
对比之下，由香港基督教协进会推动的《宗教自由声明》，在堂会认受与反应方面，较为失色。「《信念书注释》第一版一万本，亦于三个多月内售罄，故于1984年11月出版《信念书注释》的增订本。」（《自保与关怀──香港教会的社会及政治参与》，94页。）
《信念书》尝试扮演针对时代的信仰探索及告白，只提供了信仰框架，没有任何具体的行动方案，整分文件如郭伟联总结 :「在香港教会面对前途不明朗时，展现了承担社会责任的心志，及尝试整合神学思想与生活实践。」（120页）
朱耀明于其回忆录《敲钟者言》公允肯定《信念书》的作用：「试图在翻波的大海中抛下船锚。《信念书》的十点内容在教会内外广泛流传，多少带来静定作用。」（188页）
信念不变
在当时人心惶恐不安，忧虑九七回归，《信念书》开宗明义于第一点宣认：
「我们认定神是创造、救赎、审判并掌管历史发展的主宰，所以我们相信香港前途的任何转变，都在他照管之下。我们既有这信念就坚定不移，以平安的心努力完成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
同时，身为香港市民，我们有责任用神所赐的智慧去客观地分析历史的变迁，面对现实，积极负起在历史转变中基督徒应有的责任。」
有些人批评《信念书》内容老生常谈，「阿妈系女人」，是远离事实的言论。就以《信念书》十点声明为例，现今香港大多堂会与基督徒仍然要竭力持守与达成。在后国安法年代的香港，试问有多少基督徒肯定「有责任用神所赐的智慧去客观地分析历史的变迁，面对现实，积极负起在历史转变中基督徒应有的责任」？
再检视《信念书》第四点：基督徒对香港的责任与期望。
「身为香港市民的一份子，我们肯定基督徒有责任与广大市民共同塑造香港的前途，使香港成为一个尊重人权、自由平等、安定繁荣的民主法治社会。
在这历史转折的时刻，我们应肩负向香港人传福音的责任，使他们享受神的恩典，活出更整全的生命。
我们期望香港于九七年后维持高度自治，市民享有神所赋予的人权、自由，包括言论、出版、结社、集会、出入境、信仰及传教等自由，使香港对于中国整体的现代化及民主化，能作出积极的贡献。」
有多少教牧与神学工作者「肯定基督徒有责任与广大市民共同塑造香港的前途，使香港成为一个尊重人权、自由平等、安定繁荣的民主法治社会」？我所认识的大多在位教会领袖，只会肯定「向香港人传福音的责任」，并非「与广大市民共同塑造香港的前途」。
我想，因应时代与社会变迁，有少数基督徒已把《信念书》十点思想内在化，成为个人参与公共事务的信仰指标，这是好事；然而，对极大多数基督徒来说，可能认为十点内容陈义过高，过份理想，难以达成？
有人认为「教会需要非信念，而是不断行动」，此种分割是不成熟的看法。信念产生行动，而持续的行动又催生与深化信念。信念与行动，两者皆需要。
运动延续
可以这样说，没有《信念书》，就没有香港教会更新运动的成立与存在。
香港教会更新运动（简称「教新」）乃因应九七危机，香港一群福音派领袖有感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根本不能回应社会与政治的转变（至今不变），而香港基督教协进会某程度代表「普世派」（指组织而言，非指其所属宗派与堂会），因此有需要与来自福音派教会人士共同应对急剧转变的社会情况，特别中英谈判破裂时带来社会的震盪。
「一九八四年五月，一群关心香港的教牧同工，共同发表《信念书》，『教新』运动即告诞生。目的是要推动信徒灵命更新、探讨教会应变时代的模式，加强教会间沟通合作，同心合力完成香港教会的使命。」（《全港信徒祈祷更新大会》场刊「教新」介绍，1993年）
试看《信念书》跟进小组成员：刘少康、卢家馼、余达心、蔡元云、薛孔奇、朱文正及伍山河。当「教新」成立时，刘少康为主席，其馀卢家馼、蔡元云、薛孔奇均为董事。朱文正后来移民，而伍山河参与不多，余达心另有心志，他其后参与及促成《时代论坛》（1987年）事工。
郭伟联接受《时代论坛》访问时，认为「不像七十年代洛桑会议举行后，有延续的运动，《信念书》没有相应的专责机构成立，『没有一个载体将想法落实的时候，那你就看不到它的影响。』」（1911期，2024年4月14日）。恕这点我不能同意，然而，他对《信念书》的整体评论是客观与充实，值得肯定。
即或有《信念书》专责机构成立，我想也难逃失效失传的命运。香港教会从来是因危机而带来合一，一旦回到安逸正常，便各自发展，争取宗教市场内更多的占有率。
信念失传
无疑，《信念书》发表后，引发广泛关注，也得着教牧与机构同工的高度认同；然而，香港教会多是务实，一旦九七危机感过去，「马照跑、舞照跳」，堂会如常聚会。《信念书》内容不止没有深化，连同其十点信念，于数年后亦已被大部份教牧与信徒遗忘。
1987年9月，杨牧谷「献给一九九七后不愿走和不能走的人」，书写而成《复和神学与教会更新》，某程度取代了《信念书》而成为新近的关注及讨论。日后发展，对大多只顾个人幸福安危的基督徒而言，无论是《信念书》或是「复和神学」的探讨，都可能因认为与自己距离较远，危机出现时有应急良方解决，回复正常就不花时间探究了。
1989年5月，北京爆发学运及其后发展「民主运动」，直到「六四」屠城事件，这段历史再次引发港人信心危机。香港教会的移民潮，远高于香港整体社会。「六四」风暴过后，香港大多基督徒不再激情，要移民的走了，留下的也照常过教会生活。
《信念书》只能在1984年至1989年期间，发生短暂效用，五年后已不能具体应用于「六四」事件。回顾历史，不同年代的联合声明与宣言，也摆脱不了文本信息的稀释化，为求取得教会内部更多人的认同。
然而，九七危机一旦过去，教牧与信徒不再思考国民（港人）身份问题，信仰继续私有化，什至对政教分离有不少误解。随着中国和平崛起，大步踏进世界的经济、贸易、政治、文化、体育、衞生、太空科技等领域，在国际政治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使命失效
2003年，香港突然爆发「非典型肺炎」，同时期也有反对《基本法》廿三条的行动如七一大游行等。这些事件引发了极大的冲击。
《信念书》 发表二十年后（2004年），「教新」感受香港教会正面对社会持续的矛盾与对立，于是凝聚了一群领袖 : 余达心、余慧根、李锦洪、胡志伟、梁永泰、莫树坚、陈喜谦、陈炽彬、陆辉、湛乃斌、刘少康、蔡元云、邓达强、卢炳照、萧寿华、罗祖澄共十六人，尝试延续《信念书》精神，探讨回归后香港教会的定位与使命。自 2004年1月12日召开首次会议，经过五次商讨与修改，征询不同界别意见之后，终定稿为《共融与重建──香港教会使命》(简称《使命书》)。
讨论过程中，草拟者期盼此份牧函并非针对个别社会事件而作出具体回应，文本内容从大格局思考，看重的是更深层次的文化与价值的探索。《使命书》牧函于6月公布，再以「宣言」形式，精简表达内容，于7月12日刊登于报章，共有177位教会人士联署。
《使命书》剖析现今形势，指出当前四方面的核心问题 : 心灵失连、被动倚赖、价值冲突与全球解构。对策方面，建议四项实践的使命：生命结连、全民参与、文化共融与根基重建。从教会的反应理解，2004年风暴已过，一切回复正常，《使命书》根本唤不起香港教会的热切关注与讨论。
随着中国于不同领域的干预与渗透，香港社会正不断转变中，大多教会领袖怯于形势，为求安全，最好是明哲保身，只重内部发展，少理政事，免得添烦添乱。
2014年香港爆发「雨伞运动」，再到2019年「反修例运动」，当中基督徒群体的参与，特别是「反修例运动」，肯定是继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基督徒与教牧人数最多、宗派及堂会表达关注与支援最多的社会行动。有发起连串祈祷会与支援行动的教牧组织，其后发展为「香港教牧网络」，并于2020年5月发表《香港2020福音宣言》。可惜，生不逢时，2020年6月30日「国安法」在港正式实施。「香港教牧网络」于2021年9月正式宣布解散。
总结
1984年与2024年的香港，整体形势已有所不同，最大分别就在于中国因素。当年中国政权能克制本身，不会过度干预；然而，自2014年以来，香港的高度自治经已逐步瓦解。面对后国安法及《基本法》廿三条，香港大多教会领袖怕事识做，为求自保，选择认信与保持「香港教会与普世教会的关系」（《信念书》第六点）也非易事！
无论是《信念书》、《使命书》或《香港2020福音宣言》等，皆是时代产物。也许是时候，我们要放弃整理一套宏大而无所不包的神学宣告，反而为特定事件或课题，作出更具体更处境的应对思考与行动方案。
《信念书》应是香港教会，或许是当代华人教会在回应时代的一份极有认受与价值的历史文献，至今尚未任何一份可以取代！
延伸阅读：
《香港基督徒在现今社会及政治变迁中所持的信念》（简称《信念书》）
笔按：文章部份内容曾刊登在〈从《信念书》看香港教会走过的道路〉，
2020年6月16日，现于2024年4月15日重新增订。
（编按：作者曾任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现已退休。文章原载作者网志，蒙允准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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