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84年4月16日，香港「八十多位不同宗派的教牧同工聚首一堂，通過了《香港基督徒在現今社會及政治變遷中所持的信念獻議》，並且委派跟進小組進行跟進工作。」（《信念書註釋》， 2頁）
歷史緣起
《香港基督徒在現今社會及政治變遷中所持的信念獻議》（簡稱《信念書》）的源起，乃因為「近年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有關一九九七以後香港之主權、治權、施法、行政等方案，不單引起一般市民的關注，也觸發香港基督徒探索這些社會及政治變遷對教會的意義。」（《信念書註釋》， 1頁）
《信念書》明確承認 :「一直以來，香港教會對政治及社會問題較少關懷，一旦遇上前所未有的歷史巨變，不得不重新檢討教會的社會角色，教會時代性的模式，宗教自由的涵意、佈道策略的適切性，以及對香港前途、中國未來建設及普世宣教的承擔等等問題。」 （《信念書註釋》， 1-2頁）
郭偉聯於〈八十年代前期香港教會社會參與──《信念書》的分析〉評論香港教會因著九七問題臨近，政治問題觸及社會各階層，香港教會根本不能置身事外：「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前期，香港社會正經歷中英香港前途談判、政制改革及基本法的諮詢等多項重大社會變遷，香港教會在面臨這種不確定及充滿變數的社會狀況時，曾一反其保守形象，多次組織活動，表達基督徒對前途改變、宗教自由、以至政制方案的關心。」（《自保與關懷──香港教會的社會及政治參與》，84頁。 ）
回應時勢
要正確評價《信念書》的貢獻，必須了解這份立場書的時代背景與聲明的限制。近日就《信念書》發表四十週年，我發現有些批評言論是偏頗與不公，有些論者根本不仔細閱讀與嘗試了解，便把「莫須有」罪名強套在昔日的歷史文獻。余達心於《信念書註釋》明確表明，「沒有詳細地列出教會歷來認信的全部信條，只是抽出其中的一些重點，針對現時境況，以致教會在面對現時獨特的問題時，有清楚確定的立場和方向。」（14頁）錢北斗於《時代信念考查：研經十五課》引言分享：「《信念書》的真正價值，是在於點出一些探索的重點，而不是擬就一些供信徒認信的信條。」（5頁）
《信念書》性質與《洛桑信約》（Lausanne Covenant）有所不同，後者是1974年首屆洛桑世界宣教大會（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World Evangelization at Lausanne），2700位參與者共同草擬及發表《洛桑信約》，成為福音信仰教會的重要信仰認信。
《信念書》同樣與《華福宣言》不同，這份宣言是1976年8月在香港舉行首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全球27個地區1500位參與者共同認信。我想今日聽過《華福宣言》的香港教牧與信徒，肯定少過《信念書》！
若要比較，《信念書》接近1934年德國教牧與信徒公開表達的《巴門神學宣言》（The Theological Declaration of Barmen），乃是回應當前時勢的信念。任何因應當前局勢而有的聲明或認信，必有其關注的重點與方向，同時有其局限。倘若有人期望《信念書》能夠具體回應八九「六四」事件、2014年雨傘運動、2019年反修例運動、《港區國安法》及《基本法》廿三條等，根本是不切實際。
1934年的《巴門神學宣言》，也有論者批評過於抽象，而不曾具體回應1933年第三帝國通過的〈公務改革法之亞利安條款〉，沒有教導教會怎樣處理與猶太人的關係。惟獨潘霍華是例外，他於1933年4月發表演說，表達教會面對猶太人問題應有的態度。
面對九七危機帶來香港教會的震撼，當時至少有三份重要的聲明或意見書：《信念書》、《宗教自由聲明》、《香港基督徒北京訪問團對香港前途意見書》。
盧龍光看《信念書》是「由福音派基督徒所發起……表達了基督徒在時代轉變中對信仰與香港的承擔，也肯定了『宣講』與『服務』是教會的宣教使命。」（〈香港教會宣教使命的回顧與反省〉，50頁）
對比之下，由香港基督教協進會推動的《宗教自由聲明》，在堂會認受與反應方面，較為失色。「《信念書註釋》第一版一萬本，亦於三個多月內售罄，故於1984年11月出版《信念書註釋》的增訂本。」（《自保與關懷──香港教會的社會及政治參與》，94頁。）
《信念書》嘗試扮演針對時代的信仰探索及告白，只提供了信仰框架，沒有任何具體的行動方案，整分文件如郭偉聯總結 :「在香港教會面對前途不明朗時，展現了承擔社會責任的心志，及嘗試整合神學思想與生活實踐。」（120頁）
朱耀明於其回憶錄《敲鐘者言》公允肯定《信念書》的作用：「試圖在翻波的大海中拋下船錨。《信念書》的十點內容在教會內外廣泛流傳，多少帶來靜定作用。」（188頁）
信念不變
在當時人心惶恐不安，憂慮九七回歸，《信念書》開宗明義於第一點宣認：
「我們認定神是創造、救贖、審判並掌管歷史發展的主宰，所以我們相信香港前途的任何轉變，都在祂照管之下。我們既有這信念就堅定不移，以平安的心努力完成祂在我們身上的旨意。
同時，身為香港市民，我們有責任用神所賜的智慧去客觀地分析歷史的變遷，面對現實，積極負起在歷史轉變中基督徒應有的責任。」
有些人批評《信念書》內容老生常談，「阿媽係女人」，是遠離事實的言論。就以《信念書》十點聲明為例，現今香港大多堂會與基督徒仍然要竭力持守與達成。在後國安法年代的香港，試問有多少基督徒肯定「有責任用神所賜的智慧去客觀地分析歷史的變遷，面對現實，積極負起在歷史轉變中基督徒應有的責任」？
再檢視《信念書》第四點：基督徒對香港的責任與期望。
「身為香港市民的一份子，我們肯定基督徒有責任與廣大市民共同塑造香港的前途，使香港成為一個尊重人權、自由平等、安定繁榮的民主法治社會。
在這歷史轉折的時刻，我們應肩負向香港人傳福音的責任，使他們享受神的恩典，活出更整全的生命。
我們期望香港於九七年後維持高度自治，市民享有神所賦予的人權、自由，包括言論、出版、結社、集會、出入境、信仰及傳教等自由，使香港對於中國整體的現代化及民主化，能作出積極的貢獻。」
有多少教牧與神學工作者「肯定基督徒有責任與廣大市民共同塑造香港的前途，使香港成為一個尊重人權、自由平等、安定繁榮的民主法治社會」？我所認識的大多在位教會領袖，只會肯定「向香港人傳福音的責任」，並非「與廣大市民共同塑造香港的前途」。
我想，因應時代與社會變遷，有少數基督徒已把《信念書》十點思想內在化，成為個人參與公共事務的信仰指標，這是好事；然而，對極大多數基督徒來說，可能認為十點內容陳義過高，過份理想，難以達成？
有人認為「教會需要非信念，而是不斷行動」，此種分割是不成熟的看法。信念產生行動，而持續的行動又催生與深化信念。信念與行動，兩者皆需要。
運動延續
可以這樣說，沒有《信念書》，就沒有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的成立與存在。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簡稱「教新」）乃因應九七危機，香港一群福音派領袖有感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根本不能回應社會與政治的轉變（至今不變），而香港基督教協進會某程度代表「普世派」（指組織而言，非指其所屬宗派與堂會），因此有需要與來自福音派教會人士共同應對急劇轉變的社會情況，特別中英談判破裂時帶來社會的震盪。
「一九八四年五月，一群關心香港的教牧同工，共同發表《信念書》，『教新』運動即告誕生。目的是要推動信徒靈命更新、探討教會應變時代的模式，加強教會間溝通合作，同心合力完成香港教會的使命。」（《全港信徒祈禱更新大會》場刊「教新」介紹，1993年）
試看《信念書》跟進小組成員：劉少康、盧家馼、余達心、蔡元雲、薛孔奇、朱文正及伍山河。當「教新」成立時，劉少康為主席，其餘盧家馼、蔡元雲、薛孔奇均為董事。朱文正後來移民，而伍山河參與不多，余達心另有心志，他其後參與及促成《時代論壇》（1987年）事工。
郭偉聯接受《時代論壇》訪問時，認為「不像七十年代洛桑會議舉行後，有延續的運動，《信念書》沒有相應的專責機構成立，『沒有一個載體將想法落實的時候，那你就看不到它的影響。』」（1911期，2024年4月14日）。恕這點我不能同意，然而，他對《信念書》的整體評論是客觀與充實，值得肯定。
即或有《信念書》專責機構成立，我想也難逃失效失傳的命運。香港教會從來是因危機而帶來合一，一旦回到安逸正常，便各自發展，爭取宗教市場內更多的佔有率。
信念失傳
無疑，《信念書》發表後，引發廣泛關注，也得著教牧與機構同工的高度認同；然而，香港教會多是務實，一旦九七危機感過去，「馬照跑、舞照跳」，堂會如常聚會。《信念書》內容不止沒有深化，連同其十點信念，於數年後亦已被大部份教牧與信徒遺忘。
1987年9月，楊牧谷「獻給一九九七後不願走和不能走的人」，書寫而成《復和神學與教會更新》，某程度取代了《信念書》而成為新近的關注及討論。日後發展，對大多只顧個人幸福安危的基督徒而言，無論是《信念書》或是「復和神學」的探討，都可能因認為與自己距離較遠，危機出現時有應急良方解決，回復正常就不花時間探究了。
1989年5月，北京爆發學運及其後發展「民主運動」，直到「六四」屠城事件，這段歷史再次引發港人信心危機。香港教會的移民潮，遠高於香港整體社會。「六四」風暴過後，香港大多基督徒不再激情，要移民的走了，留下的也照常過教會生活。
《信念書》只能在1984年至1989年期間，發生短暫效用，五年後已不能具體應用於「六四」事件。回顧歷史，不同年代的聯合聲明與宣言，也擺脫不了文本信息的稀釋化，為求取得教會內部更多人的認同。
然而，九七危機一旦過去，教牧與信徒不再思考國民（港人）身份問題，信仰繼續私有化，甚至對政教分離有不少誤解。隨著中國和平崛起，大步踏進世界的經濟、貿易、政治、文化、體育、衞生、太空科技等領域，在國際政治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使命失效
2003年，香港突然爆發「非典型肺炎」，同時期也有反對《基本法》廿三條的行動如七一大遊行等。這些事件引發了極大的衝擊。
《信念書》 發表二十年後（2004年），「教新」感受香港教會正面對社會持續的矛盾與對立，於是凝聚了一群領袖 : 余達心、余慧根、李錦洪、胡志偉、梁永泰、莫樹堅、陳喜謙、陳熾彬、陸輝、湛乃斌、劉少康、蔡元雲、鄧達強、盧炳照、蕭壽華、羅祖澄共十六人，嘗試延續《信念書》精神，探討回歸後香港教會的定位與使命。自 2004年1月12日召開首次會議，經過五次商討與修改，徵詢不同界別意見之後，終定稿為《共融與重建──香港教會使命》(簡稱《使命書》)。
討論過程中，草擬者期盼此份牧函並非針對個別社會事件而作出具體回應，文本內容從大格局思考，看重的是更深層次的文化與價值的探索。《使命書》牧函於6月公布，再以「宣言」形式，精簡表達內容，於7月12日刊登於報章，共有177位教會人士聯署。
《使命書》剖析現今形勢，指出當前四方面的核心問題 : 心靈失連、被動倚賴、價值衝突與全球解構。對策方面，建議四項實踐的使命：生命結連、全民參與、文化共融與根基重建。從教會的反應理解，2004年風暴已過，一切回復正常，《使命書》根本喚不起香港教會的熱切關注與討論。
隨著中國於不同領域的干預與滲透，香港社會正不斷轉變中，大多教會領袖怯於形勢，為求安全，最好是明哲保身，只重內部發展，少理政事，免得添煩添亂。
2014年香港爆發「雨傘運動」，再到2019年「反修例運動」，當中基督徒群體的參與，特別是「反修例運動」，肯定是繼1989年六四事件以來，基督徒與教牧人數最多、宗派及堂會表達關注與支援最多的社會行動。有發起連串祈禱會與支援行動的教牧組織，其後發展為「香港教牧網絡」，並於2020年5月發表《香港2020福音宣言》。可惜，生不逢時，2020年6月30日「國安法」在港正式實施。「香港教牧網絡」於2021年9月正式宣佈解散。
總結
1984年與2024年的香港，整體形勢已有所不同，最大分別就在於中國因素。當年中國政權能克制本身，不會過度干預；然而，自2014年以來，香港的高度自治經已逐步瓦解。面對後國安法及《基本法》廿三條，香港大多教會領袖怕事識做，為求自保，選擇認信與保持「香港教會與普世教會的關係」（《信念書》第六點）也非易事！
無論是《信念書》、《使命書》或《香港2020福音宣言》等，皆是時代產物。也許是時候，我們要放棄整理一套宏大而無所不包的神學宣告，反而為特定事件或課題，作出更具體更處境的應對思考與行動方案。
《信念書》應是香港教會，或許是當代華人教會在回應時代的一份極有認受與價值的歷史文獻，至今尚未任何一份可以取代！
延伸閱讀：
《香港基督徒在現今社會及政治變遷中所持的信念》（簡稱《信念書》）
筆按：文章部份內容曾刊登在〈從《信念書》看香港教會走過的道路〉，
2020年6月16日，現於2024年4月15日重新增訂。
（編按：作者曾任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現已退休。文章原載作者網誌，蒙允准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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