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花教会」，这听起来有点浪漫，令人浮想联翩。
首先会想到四百多年前的那艘五月花号帆船，借着风力，跨越大西洋，经过两个多月的海上航行，在一六二〇年十一月廿一日登上美洲新大陆。
自然也会想到船上那批人，那些被称作「朝圣者」的基督徒「分离主义者」。他们坚守自己认定的纯真信仰，脱离他们认为已经腐败到不可救药的国家教会，在一六〇八年从英国跨海到近邻荷兰躲避，艰辛谋生，苦守圣道。十二年后，为了继续自由地实践其信仰，也为了子女在所认定的信仰中的教育和成长，再次启航，勇敢地驶向新大陆，尽管前路充满不确定，什至冒着很大的生命危险。那时，去到美洲第一个殖民地雅各镇（詹姆斯顿）的英国冒险客，约半数的人熬不过第一个冬天便夭亡。
绝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从未认真地了解五月花号帆船上的乘客以及他们艰辛的旅程。毕竟，那是个久远的故事，陌生的一群人。人们更看重的是后来的成功，特别是意蕴深远的「五月花公约」奠定的自治社会，以及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壮大、辉煌……
然而，新的「五月花教会」的这群人，他们是来自故国的同胞，是新近皈信基督的信徒，不久前集体「润」到美国，令人不得不去了解他们的经历、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信仰。
这本口述实录非常及时且又难得。在这群人刚刚登陆美国一个月后，作为作家和画家的林鹿便来到他们在达拉斯附近临时寄居的一个大院，跟他们一起吃住、访谈、观察、记录，并且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
这本书展现出十六个家庭中六十多个鲜活生命，其中有三十多个孩子，竟然还有八个在三年半的逃亡中降生。他们的故事，既追溯到多年以前几个省份的山村和乡镇，也包括他们在深圳的工作和生活，更多的是他们在韩国、泰国的曲折离奇的经历，也包括他们在德克萨斯暂住期间的点滴状况。
这个群体中的成年人，都是来自中国偏远的乡村，曾经是深圳的移民工。 在深圳，虽然赚钱辛苦，生活倒也不差，有肉吃，有酒喝，有閒暇，有爱情。只不过漂泊不定，随时换工，随时迁居，随时可能如烟消散、无踪无影。
我接触移工教会的昔日体验
深圳打工族，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是个非常特殊的现象，他们敢于闯荡、思想活跃、务实开放。还记得一九八八年，有过一场深圳打工青年与曲啸等主旋律演讲家的激烈问答，称作「蛇口风波」。 在《人民日报》报道后，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讨论。二〇〇八年，《南方都市报》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风云人物评选，「蛇口青年」入选，因为那场问答引发的大讨论「如一声思想惊雷震撼了神州大地」。
更有意思的是，在务实开放的深圳打工族中，竟然有不少人皈信了基督。这怎么可能？根据林鹿的口述实录，这十六个家庭的成年人，都是在过去这十多年皈信基督的，有些在故乡的家人也先后皈信基督。
这让我想起一个亲历的场景。我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从一九九九年开始在美国的一所大学当助理教授，立即着手做中国宗教的社会学研究。二〇〇〇年夏天，我开始到中国去做田野调查。有一天，随同香港证主机构的一位同工，贸然造访了深圳一个教会的青年聚会。
那是一个阴雨闷热的星期五晚上，聚会地点是一个废弃厂房车间改装的大厅。 我本以为，在这样的天气这样的地方，应该不会有很多人参加聚会。绕过断垣环绕和杂草点缀的残路，转身进入大厅时，却突然看到一两百年轻人在那里，渴望地等待聚会开始。年轻的牧师一边招呼着几个初来乍到的新人，一边接收了三个电话，竟然都是询问聚会地点和方向的。稍后，三组人竟然都来了。这些青年为什么对于基督教的聚会如此着迷？
牧师讲道之后，突然招呼我这个美国回来的博士上臺分享几句。我毫无思想准备，上去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说明准备做个市场经济和基督徒伦理的研究，趁机问大家：你们是否有人愿意接受我的研究采访？如果愿意，请在会后过来跟我讲。没想到，很多年轻人涌了过来，我拿出笔记本让他们一一留下姓名和电话，有几个人等不及，在离开之前把资讯写在纸条上塞到我手中。
其实，我当时只是路过深圳，已经订好机票，第二天上午飞北京。有两三个人听说这个情况后，坚持当晚就采访，尾随我来到住宿的旅馆。后来又有人打电话过来，坚持请我吃早餐，一定要在我上飞机前聊一聊。
在开展这项研究之前，曾有学界朋友对我说，你想采访基督徒，那会很难，基本不可能，因为人们不愿意接受采访，不敢说真话。然而，深圳的那个场景和经历，让我倍受鼓舞。随后，我和我的研究助手们，在全国东西南北八个城市，成功访谈了几百位基督徒。
「五月花教会」这群来自深圳的人，像极了我那个晚上偶遇的年轻人。他们对于耶稣基督的信仰热烈追求，对于祷告、读经、教会生活坚定不移，对于牧师的教导和长老的带领紧随不舍，对于大家签署的集体公约认真遵行。在当下中国社会中有这样一群人，让人惊叹！
其实，经过这二十多年的观察和研究之后，令我感到惊奇的不是这种人的稀缺，恰恰相反，已有成百上千、成千上万的人皈信了基督。这个社会，被一些艺术家称作废墟。这个时代，被政治学家刘军宁称作垃圾时代。在这个社会的这个时代，尽管无神论党国对于宗教的管制日趋严厉，特别是对基督教的打压不遗馀力，然而，过去几十年来，每年都有百万以上的人皈信基督。这才令人惊奇不已！
飘零与生机：以生命撰写历史
「五月花教会」本名深圳圣道教会，是中国千万个家庭教会中非常普通的一个。如果不是集体「润」出中国，恐怕难以成为众人瞩目的对象。
自从二〇一八年新的宗教事务条例实施以来，有些知名的大型家庭教会被党国高调查封，包括成都的秋雨教会、北京的锡安教会、厦门的巡司顶教会、广州的容桂里（大马站）教会、山西临汾的金灯檯教会、贵州贵阳的仁爱归正教会，还有之前就已封堵了多年的北京守望教会，等等。很多大型家庭教会之所以很知名，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他们是「新兴城市家庭教会」，很多会员是大学生和专业人士。
与此相比，「五月花教会」是移民工教会，仅有一对夫妇大学毕业，潘牧师是医学大专学历。
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之下，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往往是担任公职的前提，而宣称无神论则是成为党团员的条件。在这样的社会中，中上层和文化精英皈信基督，意义重大。
不过，在当今中国社会，劳工阶层人数众多，更多的家庭教会是这些处于社会基层的移民工教会和农民教会。他们的信仰和生活，意义深远。
而且，受王明道影响，由袁相忱、林献羔、杨心斐等老一代圣徒建立的城市家庭教会，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河南、安徽、浙江农村兴起的家庭教会福音团队，以及二〇〇〇年后涌现的城市新兴中产家庭教会，已经联结交融，汇聚成大江奔腾之势，不可阻挡。
深圳的圣道教会与成都秋雨教会都属于归正长老教会，圣道教会的潘永光牧师曾到秋雨教会学习，秋雨教会的王怡牧师曾到圣道教会布道。王怡牧师选择留守成都，甘心把牢底坐穿。潘永光牧师则选择带领这批会众逃离逼迫，走上「朝圣」之路。
就像当年的英国以至整个西欧，在宗教改革之后，认真的基督信徒们纷纷探索和实践着千奇百怪的神学和色彩斑斓的教会生活，形成丰富多彩的教派、宗派、支派、堂会，而每一个支派当中，总是有些选择固守家乡，有些选择移民海外，有些则受到逼迫而不得不背井离乡。
「五月花教会」中的这些成年人、青少年、新生儿，经历肉体的劳苦、精神的熬炼、旅途的颠簸、不定的前程、一波三折惊魂跌宕的三年半旅程。这本口述实录记录了他们曾经有过的犹豫不决，不情愿地默然前行，不少人想过放弃努力，也有人退缩什或背叛，还曾有人被鬼附身，大吵大闹。这一切，不仅令人想起四百年前的「五月花」号帆船上的那群人，也令人想起圣经中的多重故事，出埃及、过红海、沙漠徘徊、灰心丧胆、留恋埃及。
在这个过程中，因着信仰，腐朽化为神奇。原本处于社会底层的这群普通人，在教会治理规矩的秩序之下，在圣约承诺之中，牧者和信众显示出超越世俗的坚韧、智慧、忍耐、爱心、盼望。
有人觉得那时的西欧或这时的中国是乱象丛生，我却觉得是生机勃勃，是圣灵搅动起来的新生万象。那时的西欧是一个福音爆炸的大时代，改变了欧美影响了世界。如今的中国也是一个福音爆炸的大时代，必将改变中国影响全球。
「五月花教会」的生命历程及其这份口述实录，或许只是个起点和初始的素材。有心人将会从多种角度深入研究这群人，他们如何信仰、如何生活、如何生养众多、夫妻如何相处、子女如何教育、彼此如何交往、如何适应美国生活、如何走进美国社会、如何投入全球化了的地球村的更新变化……
他们已经、正在并将继续用生命撰写历史。我期待着更加精彩的篇章。
（分题为本刊编者所加）
作者为美国普度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以及普世东亚宗教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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