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东时间二月十三日午间，香港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系主任郭伟联教授在美国杜克大学神学院举行了一场演讲，题目为「栽种和平：二○一九后的一种香港公共神学」。演讲由中国基督教历史学者连曦教授主持，回应的有杜克大学教授、着名神学家侯活士（Stanley Hauerwas），以及在拉丁美洲积极推动复和工作的杜克大学神学院复和中心副主任尼娜巴玛瑟达（Nina Balmaceda）博士。参与者约五十人。
左起：侯活士、郭伟联、巴玛瑟达
（图片来源：Duke Divinity School Center for Reconciliation，下同）
香港处境的公共神学应敏锐于自身文化
郭伟联的演讲主要分为两部份。第一部份阐述公共神学在香港华人处境中的重要性。郭伟联先向眼前的美国听众，讲解在华人圈子里对公共神学的两个批判。公共神学发轫于美国，论述往往以建立政教分离、民主自由的社会为理想。有中国大陆神学家对公共神学作后殖民批判时，就指政教分离不符合华人处境，华人公共神学应以爱国爱教为基础。郭伟联回应指，后殖民批判不应只挑战西方殖民霸权，更应觉察权力结构，聆听被边缘化的群体和受害者的声音。在香港的处境下，公共神学应敏锐于我们自身的文化、历史及社会处境，致力扶助弱势，发展公民社会。
对公共神学的另一重批判，则来自杜克大学的侯活士教授和韦利蒙会督（William H. Willimon）。他们指摘公共神学带着「君士坦丁主义」，教会变成服侍国家而非基督教的上主。他们鼓励教会成为「异类侨居者，在不信的社会中作冒险的殖民」，活出另类的生活，而非跟随国家的政治议程。郭伟联指这些神学反省精辟而重要，却不宜直接应用在美国以外的非民主社会。譬如前些年就有香港神学家按此批判占中运动，指选举制度不应是基督徒所着重的。郭伟联指他们在应用尤达（John H. Yoder）和侯活士对公共神学的批判时，未详加考虑美国和后殖民香港两个社会的差异；而尤达和侯活士皆大力反对做神学时轻忽处境。
郭伟联介绍「栽种和平」计划
透过叙事实践赋权参与及组织者
在第二部份，郭伟联介绍他所推动的「栽种和平」计划，如何作为公共神学的一种叙事实践（narrative praxis）。他指在非基督教社会之中，基督教的信息必须以当地语言被翻译出来。「栽种和平」计划，正正是将基督教的信息，以建构和平这行动叙述出来的一项公共神学实践。而翻译要成功，就必须好好聆听、了解和尊重小众和被边缘化的群体的叙述，因为这些叙述描绘着他们生命各层次的状态。郭伟联指建构和平的叙事实践，可借用心理治疗中叙事实践的框架，帮助人将困扰自身和他人的问题外化，让人看见产生问题的处境，从而为生活和关系开启新的出路。
其次，郭伟联指出叙事是一种修养（habitus）。因此「栽种和平」计划作为公共神学的一种叙事实践，所要做的不只是解决个别的冲突，而是作为日常灵性的栽培，使人在内心平安、人际和好、群体和睦以及社会和平这四个向度都得着更新。
郭伟联继而分享，计划中用到圣经中的一些叙事，如巴别塔、五旬节，和挪亚方舟等的故事，作为建构和平的一些基础隐喻，为处理冲突和差异提供洞见。计划又组织分享和聆听小组，让参与者练习成为积极的聆听者，以建构内心平安，并建立他们反省冲突的能力。计划希望透过叙事实践，为参与者和组织者赋权，训练他们与人「同在」，而非由上而下地提供「帮助」。
建设和平的四个层面（「栽种和平」图片）
「政教分离」有助抵抗建立国家控制教会的倡议
在回应的环节，侯活士指，当他知道自己在雨伞运动期间，成为香港神学界的话题人物时，一方面他明白这是全球化下不能避免的，另一方面，他最担心自己作为美国人，对在香港和中国的基督徒指指点点──特别是美国基督徒在自己的社会中也做得不好。
对于郭伟联引用自己的着作并得出建设性的效果，侯活士感到十分欣慰。郭伟联在演讲中提到对侯活士着作《异类侨居者》的副题中「殖民地」一词的批判（英文版副题为Life in the Christian Colony，直译为「在基督教殖民地中的生活」；基道中文版译为「有别于世界的信仰群体」）。侯活士回应指，书名原来就是叫The Colony，即「殖民地」。他本来也不太满意，但也想不出更好的名字。他太太看了书稿后，见到resident alien（「异类侨居者」）一词，就建议以此为书名，他和出版商都立时采用。
侯活士续指，他想像不到处于政治权力外围的香港教会，可以如何实现任何「君士坦丁主义」倾向。而对于「政教分离」这概念，他不知道在香港的处境下可以如何运作。他建议直接不要使用，因为很多时候，所谓的政教分离，非但不能达致想像中的教会不被政权控制，反而导致教会从社会中抽身，政权得到完全的自由，教会最后只能附从政权。郭伟联回应指，在今天香港的处境谈论政教分离仍具意义，因这论述有助抵抗建立由国家控制的教会的倡议。
回应「栽种和平」计划中用到圣经叙事，侯活士好奇为什么不用马太福音十八章有关如何对待得罪自己的人的教导。他指耶稣不是叫门徒「考虑一下」与那些人当面对质，而是直接要求他们说「你要去」。活在一个有冲突的群体中，我们必须能对彼此坦白，并容让对方与自己共存，这是对每个委身于非暴力的基督徒的艰难挑战。
建构和平是「个人但非单独」的事
巴玛瑟达回应时表示，在香港的处境中发展与推动「栽种和平」计划，实在需要极大的勇气。她特别欣赏计划明确分辨「建构和平」（peacebuilding）与「抚定」（pacification）；后者是负面的和平，即透过一切手段重建秩序和禁绝异见，而前者则是由下而上地建构正面的和平。而她的工作所追求的和平，永远是「公义的和平」（just peace）。
巴玛瑟达也赞许计划不只以化解冲突为目标。她认为建构和平是一件「个人但非单独」（personal but not individual）的事；「个人」指的是行动必须发自内心，而非遵从外界要求，「非单独」指的是群体的重要性。她也从拉丁美洲的经验出发，印证郭伟联所提倡的「同在」的重要：「没有行动比与暴力的受害者同在，更能带来转化。聆听他们、不作批判、不去尝试重整他们的生命或解决他们的问题，而是强调他们的声音和他们的叙事，以至他们能在上主的旨意中，重塑他们的人生目标。」由于实践同在困难又危险，她鼓励全球从事这事工的人连结一起，彼此支持。
重新发掘重洗派反战维和传统
在提问环节中，一位来自斯里兰卡的学生问及在亚洲处境下，基督教往往并非主流，在做公共神学时，大众在多大程度上能理解基督教的语言、隐喻和符号。郭伟联回应指自港英时期起，因着教育和社会服务的投入，教会在社会中建立了与其人数不乎比例的巨大影响力。另外，相对于基督教用语和符号，他们的计划里大量运用艺术和音乐等媒介来建立连结。
另有学生指出，侯活士一向对西方基督教与民主自由社会间的密切关系持批判态度，他就询问郭伟联从侯活士的批判中得着什么，又问侯活士有否从郭伟联的演讲中得到新洞见。郭伟联先指出，基督教与民主自由社会当然不同，但从香港的角度看，两者均比较尊重人的尊严与人权。侯活士则指，今天美国实际处于金权政治之下，另外按他过去十年的观察，美国要重新检讨其法治情况。他提到郭伟联来自香港浸会大学，而美国的浸信会正正出了一些最支持政权杀人的领袖。他提醒道，重洗派反战维和的传统，应该被重新发掘。
（标题及分题为编者所拟。）
（作者为美国杜克大学宗教学〔普世基督教〕博士候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