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東時間二月十三日午間，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系主任郭偉聯教授在美國杜克大學神學院舉行了一場演講，題目為「栽種和平：二○一九後的一種香港公共神學」。演講由中國基督教歷史學者連曦教授主持，回應的有杜克大學教授、著名神學家侯活士（Stanley Hauerwas），以及在拉丁美洲積極推動復和工作的杜克大學神學院復和中心副主任尼娜巴瑪瑟達（Nina Balmaceda）博士。參與者約五十人。
左起：侯活士、郭偉聯、巴瑪瑟達
（圖片來源：Duke Divinity School Center for Reconciliation，下同）
香港處境的公共神學應敏銳於自身文化
郭偉聯的演講主要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闡述公共神學在香港華人處境中的重要性。郭偉聯先向眼前的美國聽眾，講解在華人圈子裡對公共神學的兩個批判。公共神學發軔於美國，論述往往以建立政教分離、民主自由的社會為理想。有中國大陸神學家對公共神學作後殖民批判時，就指政教分離不符合華人處境，華人公共神學應以愛國愛教為基礎。郭偉聯回應指，後殖民批判不應只挑戰西方殖民霸權，更應覺察權力結構，聆聽被邊緣化的群體和受害者的聲音。在香港的處境下，公共神學應敏銳於我們自身的文化、歷史及社會處境，致力扶助弱勢，發展公民社會。
對公共神學的另一重批判，則來自杜克大學的侯活士教授和韋利蒙會督（William H. Willimon）。他們指摘公共神學帶著「君士坦丁主義」，教會變成服侍國家而非基督教的上主。他們鼓勵教會成為「異類僑居者，在不信的社會中作冒險的殖民」，活出另類的生活，而非跟隨國家的政治議程。郭偉聯指這些神學反省精闢而重要，卻不宜直接應用在美國以外的非民主社會。譬如前些年就有香港神學家按此批判佔中運動，指選舉制度不應是基督徒所著重的。郭偉聯指他們在應用尤達（John H. Yoder）和侯活士對公共神學的批判時，未詳加考慮美國和後殖民香港兩個社會的差異；而尤達和侯活士皆大力反對做神學時輕忽處境。
郭偉聯介紹「栽種和平」計劃
透過敘事實踐賦權參與及組織者
在第二部份，郭偉聯介紹他所推動的「栽種和平」計劃，如何作為公共神學的一種敘事實踐（narrative praxis）。他指在非基督教社會之中，基督教的信息必須以當地語言被翻譯出來。「栽種和平」計劃，正正是將基督教的信息，以建構和平這行動敘述出來的一項公共神學實踐。而翻譯要成功，就必須好好聆聽、了解和尊重小眾和被邊緣化的群體的敘述，因為這些敘述描繪著他們生命各層次的狀態。郭偉聯指建構和平的敘事實踐，可借用心理治療中敘事實踐的框架，幫助人將困擾自身和他人的問題外化，讓人看見產生問題的處境，從而為生活和關係開啟新的出路。
其次，郭偉聯指出敘事是一種修養（habitus）。因此「栽種和平」計劃作為公共神學的一種敘事實踐，所要做的不只是解決個別的衝突，而是作為日常靈性的栽培，使人在內心平安、人際和好、群體和睦以及社會和平這四個向度都得著更新。
郭偉聯繼而分享，計劃中用到聖經中的一些敘事，如巴別塔、五旬節，和挪亞方舟等的故事，作為建構和平的一些基礎隱喻，為處理衝突和差異提供洞見。計劃又組織分享和聆聽小組，讓參與者練習成為積極的聆聽者，以建構內心平安，並建立他們反省衝突的能力。計劃希望透過敘事實踐，為參與者和組織者賦權，訓練他們與人「同在」，而非由上而下地提供「幫助」。
建設和平的四個層面（「栽種和平」圖片）
「政教分離」有助抵抗建立國家控制教會的倡議
在回應的環節，侯活士指，當他知道自己在雨傘運動期間，成為香港神學界的話題人物時，一方面他明白這是全球化下不能避免的，另一方面，他最擔心自己作為美國人，對在香港和中國的基督徒指指點點──特別是美國基督徒在自己的社會中也做得不好。
對於郭偉聯引用自己的著作並得出建設性的效果，侯活士感到十分欣慰。郭偉聯在演講中提到對侯活士著作《異類僑居者》的副題中「殖民地」一詞的批判（英文版副題為Life in the Christian Colony，直譯為「在基督教殖民地中的生活」；基道中文版譯為「有別於世界的信仰群體」）。侯活士回應指，書名原來就是叫The Colony，即「殖民地」。他本來也不太滿意，但也想不出更好的名字。他太太看了書稿後，見到resident alien（「異類僑居者」）一詞，就建議以此為書名，他和出版商都立時採用。
侯活士續指，他想像不到處於政治權力外圍的香港教會，可以如何實現任何「君士坦丁主義」傾向。而對於「政教分離」這概念，他不知道在香港的處境下可以如何運作。他建議直接不要使用，因為很多時候，所謂的政教分離，非但不能達致想像中的教會不被政權控制，反而導致教會從社會中抽身，政權得到完全的自由，教會最後只能附從政權。郭偉聯回應指，在今天香港的處境談論政教分離仍具意義，因這論述有助抵抗建立由國家控制的教會的倡議。
回應「栽種和平」計劃中用到聖經敘事，侯活士好奇為甚麼不用馬太福音十八章有關如何對待得罪自己的人的教導。他指耶穌不是叫門徒「考慮一下」與那些人當面對質，而是直接要求他們說「你要去」。活在一個有衝突的群體中，我們必須能對彼此坦白，並容讓對方與自己共存，這是對每個委身於非暴力的基督徒的艱難挑戰。
建構和平是「個人但非單獨」的事
巴瑪瑟達回應時表示，在香港的處境中發展與推動「栽種和平」計劃，實在需要極大的勇氣。她特別欣賞計劃明確分辨「建構和平」（peacebuilding）與「撫定」（pacification）；後者是負面的和平，即透過一切手段重建秩序和禁絕異見，而前者則是由下而上地建構正面的和平。而她的工作所追求的和平，永遠是「公義的和平」（just peace）。
巴瑪瑟達也贊許計劃不只以化解衝突為目標。她認為建構和平是一件「個人但非單獨」（personal but not individual）的事；「個人」指的是行動必須發自內心，而非遵從外界要求，「非單獨」指的是群體的重要性。她也從拉丁美洲的經驗出發，印證郭偉聯所提倡的「同在」的重要：「沒有行動比與暴力的受害者同在，更能帶來轉化。聆聽他們、不作批判、不去嘗試重整他們的生命或解決他們的問題，而是強調他們的聲音和他們的敘事，以至他們能在上主的旨意中，重塑他們的人生目標。」由於實踐同在困難又危險，她鼓勵全球從事這事工的人連結一起，彼此支持。
重新發掘重洗派反戰維和傳統
在提問環節中，一位來自斯里蘭卡的學生問及在亞洲處境下，基督教往往並非主流，在做公共神學時，大眾在多大程度上能理解基督教的語言、隱喻和符號。郭偉聯回應指自港英時期起，因著教育和社會服務的投入，教會在社會中建立了與其人數不乎比例的巨大影響力。另外，相對於基督教用語和符號，他們的計劃裡大量運用藝術和音樂等媒介來建立連結。
另有學生指出，侯活士一向對西方基督教與民主自由社會間的密切關係持批判態度，他就詢問郭偉聯從侯活士的批判中得著甚麼，又問侯活士有否從郭偉聯的演講中得到新洞見。郭偉聯先指出，基督教與民主自由社會當然不同，但從香港的角度看，兩者均比較尊重人的尊嚴與人權。侯活士則指，今天美國實際處於金權政治之下，另外按他過去十年的觀察，美國要重新檢討其法治情況。他提到郭偉聯來自香港浸會大學，而美國的浸信會正正出了一些最支持政權殺人的領袖。他提醒道，重洗派反戰維和的傳統，應該被重新發掘。
（標題及分題為編者所擬。）
（作者為美國杜克大學宗教學〔普世基督教〕博士候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