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曲家黄安伦最近在《时代论坛》的访问中对华人基督新教「敬拜」音乐的狠批伤透了不少福音派和灵恩派信徒的玻璃心。他直斥「崇拜用的诗歌若用了过多的世俗元素，会传达错误的信息」。此言马上引发不少「敬拜爱好者」群起攻之，认为黄安伦食古不化。这些发泄式回应一一暴露群众对礼仪学、圣乐以及西方音乐的无知，相信也是黄氏始料不及的，因为他明明只是老调重弹俗乐与圣乐的界线问题；这也才是黄氏真正值得批评的地方，身为圣乐作曲家的他理应提出答案，而本文提出的解法是：圣乐可以吸收世俗元素，然而要发乎情、止乎礼，使之超凡入圣。情是指真实的宗教情意，而非情欲，而礼是指教会圣传而来，由基督、使徒及历代教父所制之礼仪。「发乎情、止乎礼」的圣乐创作例子，就是编写新的圣餐乐章（弥撒曲）。
早于一百多年前的丹麦路德会已有一场以齐克果与管德辉（N.F.S. Grundtvig；或译葛龙维）为首的圣乐圣俗争论。管德辉不但是牧师、神学家，还是当时着名的诗人、文学家和教育家；长期在乡间牧会的他十分重视保存丹麦民歌，将其融入于圣诗创作，什至办学教农民演唱丹麦民歌，以承传丹麦文化。管德辉之所以重视以民俗音乐融入圣乐，与其神学思想息息相关。他赋诗曰：「百姓母语，灵镜心声⋯⋯犹如母胎，实为圣言，上帝所赐。」1又在其神学学士论文主张：「歌曲是礼仪诗歌的中心。这是人们得以创造灵光与尊贵的一切合一的地方。诗歌穿上和弦诗句以呈现自我。我们将在地上高升，永恒生命将浮现于我们定睛仰望的天空。」2
齐克果：宗教情意不能只有自我肯定
然而，齐克果批评管德辉的「圣乐」实际只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俗乐，而非真正崇拜上帝。他说：
「圣诗（Psalme）是诗人的产物，其作曲往往以此风格进行：捕捉情感（Stemning），然后释放自己（han giver sig hen）。
现在让我们假设一圣诗内容如下：他对他的救主的爱，他的灵魂如何爱慕主，愿放弃世间以拥有主等等，并词华典赡地展述。
好了，这就够了。但圣诗是由会众所唱颂的。圣诗里总是有「我」；因此，是我自己在唱。现在我能否以最遥远的方式如实述说关于自己的事情？不能。因此要么我必须漫不经心地坐下，使我毫无感受，要么我就被迫虚伪（Hyklerie）。」 (SKS 27, 558 / Pap 452)
从齐克果的立场来看，管德辉所编写圣诗都是「自我中心」：总是想着作为丹麦人的「我」有何感受，有何情感，有何想法，有何言语，然后将我加诸于崇拜之上。齐氏不否认个人感受之真实，然而反覆强调：这些所谓的感受，都不是宗教情意，而是美学情意。
美学情意与宗教情意之区分是齐克果哲学的重要主张。齐氏认为，音乐、诗歌与视觉艺术所表达的感情，皆为美学情意，属于情欲。美学情意的特征在于这些感受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满足为目的，而且往往都是即时而短暂的。但宗教情意则不同；因为宗教情意只发生于神人关系，以上帝为中心，并且需要否定自我，因此与美学情意对立。齐氏曰：「诗人描述的宗教性——由于其他诗人描述欲爱一样——有魅力、抒情诗句⋯⋯他跟宗教性的关系属于失意的情人关系，而非严格意义上的信仰关系；他只有信仰的第一元素——绝望——然未有对宗教性的强烈追求。」(Pap. VIII2 B 158 n.d., 1848)
齐氏对于美学情意与宗教情意区分的强调，可能与其时代及家庭背景有关。齐氏生于敬虔派家庭，而当时丹麦敬虔派之所以冒起，正源于他们不满丹麦路德会的礼仪和信仰生活僵化。因此敬虔派追求个人「经历」上帝，用宗教哲学的用语，即为追求宗教经验。然而，寻求「满足」是一种「肯定自我」，然而在《非科学跋》里，齐克果指出宗教情意不能只有肯定自我，亦须否定有罪的自我，神人关系才能以建立；言则追求情感上的满足本来就违反宗教情意的本质。言则任何追求「hyper」感受的「流行圣诗」、「自由敬拜」，在齐氏眼中，都是混淆情欲与信德，是假崇拜。
然而，齐氏「美宗二分」的极端立场，推致极端，就会走向墨家的非乐：既然音乐等一切艺术的本质都是表达个人感受，而宗教情意却不能以「表达个人感受」为中心，因此信德就绝不能用任何形式的艺术呈现。这样等同否定圣乐的存在。此问题直到在二十世纪田立克的《系统神学》才得到解决。
田立克：让初始关怀成为终极关怀的载具
田立克在《系统神学》提出终极关怀与初始关怀之分，即可应用于解决美学情意与宗教情意的对立。简而言之，终极关怀所关心的是人的根本存有价值，是「终极、无条件、整体与无限的」关怀，而初始关怀则不然。初始关怀「所关心的对象是有限、有时间性与个别的，如衣食住行，某时空下的社会、经济、政治诉求等，并不涉及终极实在。」3 而终极关怀与初始关怀之间存在三种可能关系：第一，视两者相通（mutual indifference），第二，声称「初始跃升至终极」，以及第三，令初始关怀成为终极关怀的载具。4 可是田氏认为前两者不可能成立，因为两者皆混淆了初始关怀与终极关怀之间不可消除的本质差异。因此，田立克认为只有第三种关系才能成立：「借着初始关怀，及在初始关怀里，终极关怀实现自身。这种情况发生时，初始关怀即成为神学的可能对象。但神学仅视之为指涉外物之媒介、载具而处理。」5 抽象的终极关怀必须在存在处境里透过具体的初始关怀而表达。例如对「仁」的道德价值要透过具体的人伦关系——父母子女、兄弟姊妹、朋友等，才能呈现，但这些人伦关系并非道德价值本身。若将「初始关怀成为终极关怀的载具」应用于圣乐，即为：在圣乐里，音乐仅仅作为呈现基督宗教的终极关怀的工具（在美学上这显然是一种工具主义主张，暂且不论）。
问题来了：以个人情感出发的音乐，如何呈现信德呢？其中一方法是考察美学情意与宗教情意的共通之处，挑战齐克果的二分法，这是哲学进路；但还有另一神学进路，就是由圣传的角度思考：圣传是来自基督及历代使徒，借圣灵的启示而承传下来的信仰教导，包括崇拜礼仪；而制订礼仪的主要目的，正是为了称情而立文，是适当的宗教情意（而非美学情意）得以呈现。〈奥斯堡信条辩护论〉说：「遵守礼仪之目的，是使人能学习圣经，并且那些受了圣道感动的人，能接受信仰和敬畏的心，并这样也能祷告。（信义宗《协同书》〈奥斯堡信条辩护论〉24）又曰：「我们乐意遵守在教会内所立的古代传统，因为这是有益，且促进安宁的，并且我们按福音的方式解释，同时排除持守这是能称人为义的意见。」（信义宗《协同书》〈奥斯堡信条辩护论〉15）
在众多教会礼仪之中，基督亲自制礼的圣餐圣礼为其重中之重，而圣餐圣礼本身已经清晰约制了此礼仪旨在表达的宗教情意，就是：「我们记念他的死，我们传扬他的复活，我们期待他在荣耀中再临。」（《圣餐崇拜礼文第二式》〈大祝谢文乙〉页13）记念基督之死，属哀悼；庆祝基督复活，属喜乐；期待基督再临，属盼望。哀悼、喜乐与盼望，本来只是人之「常情」，但在礼仪空间之下，这些情感是由基督与圣灵所感动，而非由人感物而生。因此，圣乐当以礼仪所发来自上主之宗教情意为本，而非如同所谓的自由「敬拜」一样以个人感受为中心；而圣乐创作要避免自我中心的最好方法，就是顺着礼仪创作圣诗。
顺着礼仪创作圣诗
以圣餐为礼，西方教会的圣餐乐章（圣公宗／信义宗）或弥撒曲（天主教）就清晰为圣乐创作提供基本的主题，使之不会「离题」变成「敬拜队」的个人演唱会，令圣乐始终维持着礼仪的神圣空间。圣餐乐章的五部曲——怜悯颂、荣归主颂、尼吉亚信经、三圣哉颂及羔羊颂，已有歌词，只要顺着歌词意义，使之入乐即可。圣餐乐章之创作自文艺复兴时期已是西方作曲家的强项，汤马斯·路易斯·德·维多利亚（Tomás Luis de Victoria）、巴哈、舒伯特等人才辈出，毋容置疑，但这并不代表当代人写不到出色的圣餐乐章，现代西方也有John Rutter。而在东方教会的圣餐则用圣金口若望及圣巴西流事奉圣礼，其礼序不同，而圣颂多达二十多首，所以其作曲就更复杂，俄罗斯浪漫主义时期的作曲家如柴可夫斯基及谢尔盖拉赫曼尼诺夫（Sergei Rachmaninoff）等。
然而，崇拜并非只有圣餐，还有其他组成部份；而且随着礼仪节期不同，宗教情意又有所变化。所以作曲家及填词者在圣乐创作的考虑相当多。例如，同样是写进堂诗，写一首大斋期的进堂诗与复活期的进堂诗即截然不同；复活期庆祝基督复活，主调当是喜庆，但大斋期乃预备基督受难的忏悔节期，主调则为哀愁。而圣诗在崇拜礼序的位置不同，功能不同，重点亦有异。例如同样是在复活期，用《光荣属上主》一圣诗做进堂诗还是退堂诗，意义就大相迳庭。若为进堂诗，那么就是强调带领会众进入庆祝复活的崇拜里；但若为退堂诗，即强调带领会众带着复活的喜信离开教堂进入世界。
当发乎情、止乎礼的大原则确立以后，作曲家和填词者方能开始圣诗本色化创作：无论采用什么元素，作曲家和填词者必须确保这些元素附合礼仪，尤其是圣餐礼，以及早祷、晚祷等；如用于特殊的圣礼（如洗礼、坚信礼、认罪礼、婚礼、按立礼、涂油医治）或其他礼仪（如丧礼），又要配合相关主题，同时还有考虑教会年历礼仪节期的情感变化。本人所创作的《岭南圣餐乐章》（https://musescore.com/user/13028/scores/5163709）以及《尼吉亚信经合一版》（https://musescore.com/user/13028/scores/8371995），即属此例。正如我在简介写道：
「本色化」正是我为《尼西亚信经》合一中文译本谱曲的最大考虑。针对近年圣公会所使用的《尼西亚信经》乐章的问题，例如Merbecke版不合粤韵而且过于严肃，李超潮版的中乐咏叹调旋律不合粤韵以及会众难以适从，以及陈永华版虽然合符粤韵但过于宣叙调而欠缺起伏，本曲旋律参考本人旧作《岭南圣餐乐章》的曲风，除了配合粤韵，还结合容易记忆及诵唱的粤曲旋律及节奏与西乐的和声，以和弦、节奏及强弱转换来营造感情变化：如基督受难即以小调和弦表达悲恻，基督复活即改以大调和弦表达欢欣；当唱至「我们信独一、神圣、大公、使徒所传的教会」时，「独一」为齐唱，以强调教会合一。
若无礼仪的框架，使之发乎情、止乎礼，《岭南圣餐乐章》的音乐本身无法建构任何神圣空间，它只不过是一部融合粤曲旋律的西方音乐作品；可是，礼仪为圣乐注入信德，使之成为神圣的载具，超凡入圣，由音乐成为圣乐。任何没有经历此转化的所谓自由「敬拜音乐」，只不过是流行歌而已。
（分题为编者所加）
1. Grundtvig, NF.S., ‘Living Memory’, A Grundtvig Anthology, trans. Broadbridge, Edward and Jensen, Niels Lykne, (Cambridge: James Clarke & Co., 1984), 222.
2. Baunvig, Katrie, ‘Come Together: Thoughts and Theories on Social Cohesion in the Work of Nikolai Grundtvig and Émile Durkheim’, ed. John A. Hall, Ove Korsgaard, and Ove K. Pedersen, Building the Nation: N.F.S. Grundtvig and Danish National Identity, (Montreal & King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15), 238-239.
3. 谭家博，〈论香港政治处境下儒学价值实现的可能性：从终极关怀与初始关怀考察〉，《流动的叙事——华人文化认同的危机与重建》（台北：五南出版，2022），页212。
4. Tillich, Paul, Systematic Theology, 3 vols. Vol. 1,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13.
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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