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论坛讯】运输署于月初（五日）公布，由本月八日起实施发出车辆登记细节证明书的「优化安排」，当中列明七种资料用途，但不包括新闻报道。记者日后进行车辆查册，须以「书面陈述」申请，说明查册涉及「重大公众利益」，再由运输署署长决定批准与否，并且不设上诉机制。香港记者协会指有关安排荒谬，质疑署方如何界定公众利益。
有关的「优化安排」，源于港台《铿锵集》前编导蔡玉玲就「元朗7·21」事件专题报道，进行车牌查册，被裁定虚假陈述罪成；其后不服上诉至终审法院，获撤销定罪。判词质疑，运输署申请车牌查册表格中「其他有关交通及运输的事宜」一词，既不清晰也不明确。
在最新安排下，运输署只会就三种情况发放证明书，包括：申请人为车辆的登记车主；申请人已获得车辆登记车主的书面同意，并且有关资料只会用于登记车主书面同意中指明的用途；申请人的权益因该车辆的拥有权或使用而直接受影响。就第三种情况，车辆资料的使用必须符合以下其中一种指明用途，包括：买卖车辆；保险索偿；赔偿／申索；纠正车辆出现于不适当地方的问题；追讨费用／罚款／收费和偿还涉及个别车辆的贷款；车辆涉及法律程序；及安全召回。
对于新安排并未涵盖传媒报道，运输署署长李颂恩在记者会上指，新闻报道并非设立车辆登记册的原意。她又指，如涉及「重大公众利益」，可提出「例外情况」申请。惟有关申请由署长把关审批，并且不设上诉机制。对于何谓「重大公众利益」，李颂恩没有定义，只表示要逐宗个案去看，就车主私隐权及公众利益作出平衡。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升接受本报访问时形容，运输署有关安排荒谬，指「蔡玉玲案」的法院判词已说明新闻自由属宪法性保障；即使从保障私隐角度来看，假如新闻机构报道的事宜涉及公众利益，亦可豁免于使用个人资料的限制，强调这是一向行之有效的运作。「现在运输署『僭建』一套制度，由一位署长去界定公众利益，审查是否有理据进行查册。然而，这涉及新闻资料、采访计划。」
陈朗升：运输署当终院判词无到
陈朗升表示，记者「要查咗先知有无得做」；并举例，假如一般市民在官地违例泊车，，便属于霸占官地；若座驾属于乡议局主席或某官员之子，又是另一回事。「我完全不明白，为何运输署可以『恶到』即使是终审法院的判词，都可『当佢冇到』，（运输署）有关决定明显跟判词有矛盾。」
对于记协会否就运输署的最新安排有进一步的法律行动，陈朗升表示，正积极考虑，会视乎可行性及必要性作决定。
记协主席陈朗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