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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论坛讯】中国基督教史学者、香港中文大学崇基神学院前院长邢福增教授本月底提早退休，他早前接受D100《恩典时刻．时代论坛》专访表示，早在当院长时已有提早退休的想法，除了因那几年特别疲累、想趁有精神多陪伴家人，也是因为一直想写几本「收山的书」，「觉得人生都有限，不如做一些自己最想做的事。」他形容退休是一个阶段的结束，但希望专心研究写作，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帮助弟兄姊妹，强调自己的服侍生涯是「未完待续，尚未完场」。

不过，这几本书相信不会在香港写成。住了宿舍几十年的邢福增，离开岗位便没宿舍，加上他在香港没有物业，而神学院老师的薪金又不及大学教授的七成，他退休后计划离开香港，到生活水平较低的地方生活，也趁机避开教会讲道邀请，以便有空间专心「躲起来自己写东西」。

香港教会面对前所未有挑战

谈到今天的香港教会，邢福增形容正面对「範式转移」，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他指旧有运作方式无法应付外在的大改变，而这改变仍在进行中；教会内，对于改变的理解也有不同，身处其中亦难以看清。不过，他认为世界真的变了，并且是回不了头，香港教会也不能再用惯常的旧有思维模式继续走下去，「旧的不可以再用，新的又未知是怎么，现在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光景里面。」

邢福增续指，过往香港教会惯常透过办学和社会服务来植堂，「但世界是否还像以前那样？我们说已经不同了，那我们怎样思考我们在社会的角色？」他指香港教会正面对很真实的挑战──未来是否仍能在学校里聚会？按香港教会更新运动的普查，约四份之一的教会在学校里聚会，若政策有变化，这些教会何去何从？他知道有教会已在思考要如何预备，重申教会必须要有所突破，才能应对未必发生却可能发生的事，也借机检视一下过往几十年教会的策略和模式。

中国教会最黑暗时代也有人坚守

面对被收窄的空间、愈来愈大的挑战，作为研究中国基督教史的学者，邢福增想起中国教会最黑暗的时代──文化大革命的一段历史。他指当时号称要「消灭宗教」，没有宗教场所可公开开放、没有有形的教会组织存在，什至无人敢公开承认自己有信仰。不过，现在的研究显示，当时的中国基督教也没有中止，什至在文革后期已有复兴的现象，靠的不是什么大人物，而是有很多无名的信徒将信仰保存。「从教会历史会看到上帝掌管，这是很大的应许。当然有信心是一回事，活在这空间中面对挑战，是另一回事，我们就是在张力的拉扯中。」

「中国信徒在诸多限制之下，他们都做得几多得几多。」邢福增指出，过往不少香港人都觉得要帮助中国教会，现在我们可能更需要借鑑中国教会过往几十年的经验，了解他们是怎样走过来的。他指无论在官方教会抑或家庭教会的信徒，有些事情明知道是做不到的，都会尽量作所谓的「擦边球」，「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都是一种生活的智慧。没有标准答案，而是不断在摸索......有时今天可以，可能下几个月又不行，他们就会想一些应对的方法。」当中的大原则，就是希望维持整个信仰群体，令信徒能在当中继续实践到自己的使命。

坚守，是邢福增在中国基督教历史中，第一个找到值得参考的经验。他指在那个年代，放弃信仰的基督徒不少，什至出卖教会的也有，但始终不是全部，仍有坚守信仰的人。他曾访问过一些信徒，纵使没有教会聚会，什至连诗集和圣经也没有，也是静悄悄的在家中，仅凭他们记忆中的内容去唱诗祈祷，在家里将信仰传给他们的下一代。他引述当年已故中国神学家赵紫宸的说法，「宝贝放在瓦器里」（林后四7），若能守得住宝贝，当时候到了，就可以打开瓦器，让福音再在社会上呈现出来。

「基督教中国化」与「政主教从」

惟邢福增承认，香港的情况确实不同，因为我们过去曾有相对较大的空间，现在面对空间收窄，适应会比较辛苦一点。他指出，现在整个香港其实也面对「中国化」的大方向。就以早前的「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为例，当时出现很多的批评，但他看香港教会代表在会议上的发言，也是尝试从基督教的角度诠释和处理「中国化」的问题，而不是用官方的定义去看「中国化」，表达也明显跟中国教会代表的角度有所不同，不是完全被「牵着鼻子走」。不过，未来还有没有空间表达不同观点，还是最终都要归回主旋律呢？邢福增则表示，这真的不到我们决定了。

谈到政教关系的问题，邢福增提到内地学者卓新平用来形容中国政教关系的「政主教从」概念，即「政」是主导，而「教」只能跟从。他相信，香港多少都会向着这方向，至于步伐有多快、程度有多大、牵涉有多广泛，他坦言是「身在此山中」。主持人追问，在「政主教从」下，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会否失去？邢福增回应，这只是其中一方想建立的模式，但无论在中国抑或东欧等其他地方教会的历史，教会里仍有人在不同的位置上努力，将基督教的核心价值保持下去；或者有人会表面上顺从，也有人会选择明确对抗，当中有广阔的空间，要避免只有黑与白两种选择的二元式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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