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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論壇訊】中國基督教史學者、香港中文大學崇基神學院前院長邢福增教授本月底提早退休，他早前接受D100《恩典時刻．時代論壇》專訪表示，早在當院長時已有提早退休的想法，除了因那幾年特別疲累、想趁有精神多陪伴家人，也是因為一直想寫幾本「收山的書」，「覺得人生都有限，不如做一些自己最想做的事。」他形容退休是一個階段的結束，但希望專心研究寫作，可以用另一種方式幫助弟兄姊妹，強調自己的服侍生涯是「未完待續，尚未完場」。

不過，這幾本書相信不會在香港寫成。住了宿舍幾十年的邢福增，離開崗位便沒宿舍，加上他在香港沒有物業，而神學院老師的薪金又不及大學教授的七成，他退休後計劃離開香港，到生活水平較低的地方生活，也趁機避開教會講道邀請，以便有空間專心「躲起來自己寫東西」。

香港教會面對前所未有挑戰

談到今天的香港教會，邢福增形容正面對「範式轉移」，是前所未有的挑戰。他指舊有運作方式無法應付外在的大改變，而這改變仍在進行中；教會內，對於改變的理解也有不同，身處其中亦難以看清。不過，他認為世界真的變了，並且是回不了頭，香港教會也不能再用慣常的舊有思維模式繼續走下去，「舊的不可以再用，新的又未知是怎麼，現在我們就是在這樣一個光景裡面。」

邢福增續指，過往香港教會慣常透過辦學和社會服務來植堂，「但世界是否還像以前那樣？我們說已經不同了，那我們怎樣思考我們在社會的角色？」他指香港教會正面對很真實的挑戰──未來是否仍能在學校裡聚會？按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的普查，約四份之一的教會在學校裡聚會，若政策有變化，這些教會何去何從？他知道有教會已在思考要如何預備，重申教會必須要有所突破，才能應對未必發生卻可能發生的事，也藉機檢視一下過往幾十年教會的策略和模式。

中國教會最黑暗時代也有人堅守

面對被收窄的空間、愈來愈大的挑戰，作為研究中國基督教史的學者，邢福增想起中國教會最黑暗的時代──文化大革命的一段歷史。他指當時號稱要「消滅宗教」，沒有宗教場所可公開開放、沒有有形的教會組織存在，甚至無人敢公開承認自己有信仰。不過，現在的研究顯示，當時的中國基督教也沒有中止，甚至在文革後期已有復興的現象，靠的不是甚麼大人物，而是有很多無名的信徒將信仰保存。「從教會歷史會看到上帝掌管，這是很大的應許。當然有信心是一回事，活在這空間中面對挑戰，是另一回事，我們就是在張力的拉扯中。」

「中國信徒在諸多限制之下，他們都做得幾多得幾多。」邢福增指出，過往不少香港人都覺得要幫助中國教會，現在我們可能更需要借鑑中國教會過往幾十年的經驗，了解他們是怎樣走過來的。他指無論在官方教會抑或家庭教會的信徒，有些事情明知道是做不到的，都會盡量作所謂的「擦邊球」，「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都是一種生活的智慧。沒有標準答案，而是不斷在摸索......有時今天可以，可能下幾個月又不行，他們就會想一些應對的方法。」當中的大原則，就是希望維持整個信仰群體，令信徒能在當中繼續實踐到自己的使命。

堅守，是邢福增在中國基督教歷史中，第一個找到值得參考的經驗。他指在那個年代，放棄信仰的基督徒不少，甚至出賣教會的也有，但始終不是全部，仍有堅守信仰的人。他曾訪問過一些信徒，縱使沒有教會聚會，甚至連詩集和聖經也沒有，也是靜悄悄的在家中，僅憑他們記憶中的內容去唱詩祈禱，在家裡將信仰傳給他們的下一代。他引述當年已故中國神學家趙紫宸的說法，「寶貝放在瓦器裡」（林後四7），若能守得住寶貝，當時候到了，就可以打開瓦器，讓福音再在社會上呈現出來。

「基督教中國化」與「政主教從」

惟邢福增承認，香港的情況確實不同，因為我們過去曾有相對較大的空間，現在面對空間收窄，適應會比較辛苦一點。他指出，現在整個香港其實也面對「中國化」的大方向。就以早前的「基督教中國化」研討會為例，當時出現很多的批評，但他看香港教會代表在會議上的發言，也是嘗試從基督教的角度詮釋和處理「中國化」的問題，而不是用官方的定義去看「中國化」，表達也明顯跟中國教會代表的角度有所不同，不是完全被「牽著鼻子走」。不過，未來還有沒有空間表達不同觀點，還是最終都要歸回主旋律呢？邢福增則表示，這真的不到我們決定了。

談到政教關係的問題，邢福增提到內地學者卓新平用來形容中國政教關係的「政主教從」概念，即「政」是主導，而「教」只能跟從。他相信，香港多少都會向著這方向，至於步伐有多快、程度有多大、牽涉有多廣泛，他坦言是「身在此山中」。主持人追問，在「政主教從」下，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會否失去？邢福增回應，這只是其中一方想建立的模式，但無論在中國抑或東歐等其他地方教會的歷史，教會裡仍有人在不同的位置上努力，將基督教的核心價值保持下去；或者有人會表面上順從，也有人會選擇明確對抗，當中有廣闊的空間，要避免只有黑與白兩種選擇的二元式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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