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传道人开设酒吧，并曾于酒吧试业期间安排主餐礼仪，分派饼和杯，欢迎所有客人不论背景一同参与，记念耶稣基督舍身的爱。此举引来不少教内的教牧、领袖非议。其后，基督教网络媒体《低声道》访问了研究圣餐神学多年的神学院教授杨思言博士，了解她对这事的看法1。杨教授指出，对于如何理解圣餐，在教会历史上曾有多番争论，并从最严谨到最开放立场之间，发展出极阔的光谱，各方对谁能守餐都划出不同界线。不过，当她被问到怎样看「谁可领圣餐」这问题时，杨思言博士的回应是：「我是谁，竟可以帮耶稣决定谁可亲近他呢？」她又认为，与其问谁人可领圣餐，不如也问谁人有资格将障碍放在别人脚前，阻挠人到主前。
杨教授此番言论，自然激起更多教内人士反响。早前，基督教媒体《时代论坛》于十一月廿四日在其脸书专页先后发表了安德烈和黄乐祈的回应。（编按：两文节录亦见于1891期众议园。）
在〈圣餐之圣在于基督的皇皇圣体──兼论「开放圣餐」问题〉2一文中，安德烈站在路德宗立场，认为主耶稣基督的真身体和血，临在于圣餐礼的饼和酒之中。因此，圣餐只能向信徒开放。而人能否领圣餐，在于是否具备双重信德：一、相信自己有罪而需要赦罪的恩典；二、相信自己在圣餐所领受的是基督的圣体与宝血。安德烈对记念说主餐观提出激烈批判，认为香港基督新教之礼崩乐坏，问题就在于记念说的流行。安德烈认为，由于记念说仅视圣餐为人为重构的仪式，完全否定圣餐是上帝的作为，因此持守记念说者是不折不扣的不信派。
黄乐祈撰文〈圣餐需要界线，但有比它更重要的事情〉3。黄乐祈同样支持圣餐应该在信徒和非信徒之间设立界线，并提出从「以圣餐作为审判」这观点来思考。黄认为，倘若「绝罚」（excommunication）（指把个别犯严重罪行信徒逐出教会及禁领圣餐） 此一牧灵行动，早于初期教会时期已成了教会践行的一部份，而且今日在不少教会纪律中仍然存在「暂停领受圣餐」这项目，我们便需考量圣餐与信徒分别为圣归神（以及延伸出关于圣餐与非信徒之间）的关系。
黄乐祈立论远比安德烈温和，而且还提到着名德国神学家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 所持观点跟杨思言教授相近，提倡圣餐应该是一种「公开的邀请」，倾向一种向所有人开放的圣餐观。莫特曼认为教会经常有一种排他的危险，「令圣餐不能向基督的死与复活所指向的和好对象—世界—敞开，把教会扭曲成只为自己而存活的教会，而非圣灵中的教会」。莫特曼指出，「主的飨宴不是排他的义人饭局，而是寻找失丧之人的盛宴」。黄乐祈一方面肯定莫特曼以上对教会的提醒，但也透过马太福音廿二章10至13节提出质疑，认为「（天国的）宴席固然向善恶者都公开，却不代表主人对应约者毫无要求──恩典不是廉价的」。黄乐祈认为设立界线并不表示合资格基督徒拥有特权或灵性高于非信徒，教会其实更应躬身自省，反思自己是否真正信靠基督并已经历重生，因为「生命应该高于教义；没有重生的称义是虚构的」。
我认为安德烈与黄乐祈两人近日关于圣餐的文章都立论清晰。身为拥抱记念说的浸信会牧师，我虽然对安德烈彻底否定记念说（什至视记念说为不信派）的论述感到惊讶，亦难免感到被冒犯，但仍尊重其支持同体说的立论。我也欣赏黄乐祈在提出圣餐应设立界线的同时，提醒教会应更深刻反思自己的生命状况和与主关系，但对于主餐在门徒群体中可以如何践行，及谁可领饼和杯这问题，我仍是赞同杨思言教授以及莫特曼的看法，倾向一种较开放的主餐观。
耶稣为本，还是教会为本
我想，问题的重点，是当我们探讨主餐应如何安排时，究竟应从主餐作为一项教会礼仪（以教会为主体）这角度看，还是从教会应如何透过主餐这项门徒群体的践行、向世人见证基督（以基督为主体）这角度看。我认为对当代教会来说，后者更重要，因为后者为本，前者为末。英国神学家韦伯斯特（John Webster）对教会的提醒，就是「福音为本，教会为末」，先有福音，后有教会；先有上帝儿子亲临世上的救赎行动，然后才有门徒群体的聚集。门徒群体的存在，是为了向世人见证那位活着的基督，在过去、现在、将来都持续进行的救赎工作，而非以自身的建立作为最终目的。4因此，当我们思考门徒群体应如何安排主餐时，不应单单关注主餐对门徒群体的意义和价值，更应关注门徒群体的这项信仰践行，如何可以向世人见证基督的救赎故事。当杨思言博士问「谁能帮耶稣决定谁可亲近他时」，我想这正是挑战教牧和领袖们思考：究竟教会是本，耶稣是末？还是耶稣是本，教会是末？
二十世纪神学巨擘卡尔巴特（Karl Barth）在论及教会时，重复提到的一句话，就是「教会的存在本身不是（也不应成为）最终目的」。对巴特素有研究的学者布治（Eberhard Busch）认为，虽然巴特为改革宗背景，却大胆地提出，教会不应依循更正教传统，视教会为救恩媒介或救恩的独家代理人，而应视自己为基督福音的见证者。因为，当教会以自己为救恩的媒介时，很自然便会把她应有的焦点改变，即是从「为福音和基督作见证」这主要任务，转变为以「如何巩固教会作为救恩媒体的地位」作为焦点。5结果就是教牧人员和长执领袖们的眼光，经常只放在教会本身，例如只顾关注教会体制的持续运作和发展、会众人数增长、崇拜聚会更新、圣职人员承传、传统礼仪地位得巩固等等，却忽略了耶稣基督可以如何透过教会作为他的身体，延续他对世人的服侍。对巴特来说，这就是本末倒置。
巴特提出的教会论，可称为本体教会论，因为巴特要强调的，就是惟有耶稣基督才是教会的主体（subject）与本体（being）。惟有他而非门徒群体，才是整个救恩体系中的主体。教会乃是道成肉身的上帝──耶稣基督──在施行他的救赎行动中的工作，是他透过圣灵召集、装备和差遣教会进到世界，为他作见证。6当代教会应把终极关怀，从自身发展转为如何见证基督，让世人能从教会的信仰践行，看到基督身体的呈现。
巴特在其海量的着作中，并没有着作或专文全面和系统地阐述其圣餐观，但我们仍可以从巴特对教会及其使命的论述中确定地指出，巴特不会视主餐为一种圣礼，正如他不会视浸礼为圣礼，因为唯一的圣礼、唯一的救恩媒介，就是基督。巴特会视主餐为门徒群体向世人见证基督的其中一项信仰践行，见证上主丰盛的救恩已临到他所拣选的群体，并要透过他所拣选的群体向所有人展现出来。由于基督的身体是为了所有人而舍，所以主餐的设立也不单是为了造就门徒，同时也是面向世界，是为了所有人的。三一上帝的心意，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让所有可怜的罪人蒙恩，在他的怜悯里成为富有。
主餐，作为公开见证
过去，我曾有廿多年时间于蓝田区牧会，当中有大约八至九年的时间，我和四至五位会友，每月一次到德田邨一间护老院安排主餐崇拜。我们不单跟参与聚会的十多位身体虚弱及行动不便（九成以上院友都需要坐轮椅）的长者一同唱诗、分享见证、宣讲主道，也会向参与聚会的院友们派发饼和杯，一同吃饼喝杯记念主。在这间护老院施餐的经验，对我来说非常深刻；因为虽然参与聚会的长者人数不多，而且大部份都年纪老迈，身体比较衰弱，但当他们领饼和杯时，那饼和杯成了他们极大的安慰和鼓励。我感受到他们每一个在主的眼中，不单不是包袱，而且是非常宝贵。主的身体正是为他们擘开的，主的宝血正是为他们流出的。当我们几个耶稣门徒，在这间护老院大厅中分派饼和杯时，我们进行的不止是一项教会礼仪，而是向整个护老院，包括院长、社工、照顾员和所有院友及探访他们的亲友，传讲耶稣基督的救赎故事。
总括而言，我赞同教会应视主餐为向世人作的公开见证，让人感受到耶稣基督对世人的爱和接纳，而非单纯是教会内部的一项造就门徒的礼仪。我认同莫特曼所指，圣餐应该是一种公开的邀请，因为「主的飨宴不是排他的义人饭局，而是寻找失丧之人的盛宴」。然而，即使我倾向赞同较开放的主餐观，我仍绝对同意主餐是有基本规範和秩序的，因为主餐乃是门徒群体遵从耶稣基督吩咐而进行的一项信仰践行，是由门徒群体按圣灵引导筹划安排的。因此，有关主餐安排，门徒群体应按新约圣经教导，选定合适的场合及施餐人选，然后由主持主餐者讲解主餐意义，并邀请参与者一同透过吃饼和饮杯，记念耶稣基督的牺牲大爱（因此参与者也不是没有界线的）；然后再为饼和杯祝谢，分派饼和杯；最后，让会众一起吃饼和喝杯，并献上感恩。
毫无疑问，主餐的焦点是耶稣基督。主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太廿六26）当门徒群体透过安排主餐向世人见证基督时，我们所见证的，是一个为了所爱的人牺牲自己生命的生命，这个生命此时此刻活在门徒群体中，让门徒群体把这个身体向世人呈现出来。因此，我确信即使我们视主餐为一个向世人开放的邀请，也不必然令基督信仰变成一种廉价恩典。因为若门徒群体的生命是源于耶稣基督的生命，则门徒群体的生命也必然是愿意牺牲自己、甘心背十架走窄路的生命。也惟有这个生命，能引导门徒群体转离独善其身的心态，走到苦难世界中，与人同甘共苦。
最后，面对圣餐观这个由宗教改革至今已争论了超过五百年的神学议题，我盼望所有关心这议题的兄弟姊妹们，都能谦卑在主面前，借着圣灵的帮助，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这项超越五百年争议的答案，极可能要到见主面之时才能得到确定。反而，正如黄乐祈所言，有比这争议更重要的事。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在信徒群体中，即使抱持不同圣餐观，仍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想起另一次关于主餐非常深刻的印象，正正是因为香港教会的合一，成了一次非常有力的见证。这事发生于九年前的雨伞运动期间；当时，一班来自不同宗派背景的牧师走在一起，在金钟海富中心附近，举行向公众开放的圣餐礼仪，内容程序包括诗歌、祈祷、讲道和圣餐，当时大约有五百位信徒及香港市民一同守餐记念主。在整个社会剑拔弩张的氛围下，拥抱不同宗派传统，以至不同圣餐观的教牧人员能同心走在一起，宣讲有关信、望、爱的信息，并借施行圣餐，向信徒和市民派发主的饼和杯，表明主耶稣基督当时当刻与香港人同在。我相信那次主餐的确能让基督的身体向世人呈现，其传扬福音的果效，将远比任何教牧人员在礼拜堂内，宣讲一百篇布道信息更大和有力得多。
1.https://www.thevoicehk.com/news/20231114-
2.https://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173137&Pid=104&Version=0&Cid=2053&Charset=big5_hkscs
3.https://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173138&Pid=104&Version=0&Cid=2053&Charset=big5_hkscs
4.John Webster, The Community of the Word: Toward an Evangelical Ecclesiology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Press, 2005）, pp.75-115.
5.Eberhard Busch“Karl Barth’s Understanding of the Church as Witness” in St. Luke’s Journal of Theology Vol.33 No.2 （March 1990）, pp. 89.
6.有关巴特教会论的主要论述，可见于其巨着《教会教义论》（Church Dogmatics）VI/I、VI/II和VI/III中有关「圣灵与基督徒群体的聚集」（S62）、「圣灵与基督徒群体的建造」（S67）和「圣灵与基督徒群体的差派」（S72）。
（原载作者FB，蒙允准转载。分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