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傳道人開設酒吧，並曾於酒吧試業期間安排主餐禮儀，分派餅和杯，歡迎所有客人不論背景一同參與，記念耶穌基督捨身的愛。此舉引來不少教內的教牧、領袖非議。其後，基督教網絡媒體《低聲道》訪問了研究聖餐神學多年的神學院教授楊思言博士，了解她對這事的看法1。楊教授指出，對於如何理解聖餐，在教會歷史上曾有多番爭論，並從最嚴謹到最開放立場之間，發展出極闊的光譜，各方對誰能守餐都劃出不同界線。不過，當她被問到怎樣看「誰可領聖餐」這問題時，楊思言博士的回應是：「我是誰，竟可以幫耶穌決定誰可親近祂呢？」她又認為，與其問誰人可領聖餐，不如也問誰人有資格將障礙放在別人腳前，阻撓人到主前。
楊教授此番言論，自然激起更多教內人士反響。早前，基督教媒體《時代論壇》於十一月廿四日在其臉書專頁先後發表了安德烈和黃樂祈的回應。（編按：兩文節錄亦見於1891期眾議園。）
在〈聖餐之聖在於基督的皇皇聖體──兼論「開放聖餐」問題〉2一文中，安德烈站在路德宗立場，認為主耶穌基督的真身體和血，臨在於聖餐禮的餅和酒之中。因此，聖餐只能向信徒開放。而人能否領聖餐，在於是否具備雙重信德：一、相信自己有罪而需要赦罪的恩典；二、相信自己在聖餐所領受的是基督的聖體與寶血。安德烈對記念說主餐觀提出激烈批判，認為香港基督新教之禮崩樂壞，問題就在於記念說的流行。安德烈認為，由於記念說僅視聖餐為人為重構的儀式，完全否定聖餐是上帝的作為，因此持守記念說者是不折不扣的不信派。
黃樂祈撰文〈聖餐需要界線，但有比它更重要的事情〉3。黃樂祈同樣支持聖餐應該在信徒和非信徒之間設立界線，並提出從「以聖餐作為審判」這觀點來思考。黃認為，倘若「絕罰」（excommunication）（指把個別犯嚴重罪行信徒逐出教會及禁領聖餐） 此一牧靈行動，早於初期教會時期已成了教會踐行的一部份，而且今日在不少教會紀律中仍然存在「暫停領受聖餐」這項目，我們便需考量聖餐與信徒分別為聖歸神（以及延伸出關於聖餐與非信徒之間）的關係。
黃樂祈立論遠比安德烈溫和，而且還提到著名德國神學家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 所持觀點跟楊思言教授相近，提倡聖餐應該是一種「公開的邀請」，傾向一種向所有人開放的聖餐觀。莫特曼認為教會經常有一種排他的危險，「令聖餐不能向基督的死與復活所指向的和好對象—世界—敞開，把教會扭曲成只為自己而存活的教會，而非聖靈中的教會」。莫特曼指出，「主的饗宴不是排他的義人飯局，而是尋找失喪之人的盛宴」。黃樂祈一方面肯定莫特曼以上對教會的提醒，但也透過馬太福音廿二章10至13節提出質疑，認為「（天國的）宴席固然向善惡者都公開，卻不代表主人對應約者毫無要求──恩典不是廉價的」。黃樂祈認為設立界線並不表示合資格基督徒擁有特權或靈性高於非信徒，教會其實更應躬身自省，反思自己是否真正信靠基督並已經歷重生，因為「生命應該高於教義；沒有重生的稱義是虛構的」。
我認為安德烈與黃樂祈兩人近日關於聖餐的文章都立論清晰。身為擁抱記念說的浸信會牧師，我雖然對安德烈徹底否定記念說（甚至視記念說為不信派）的論述感到驚訝，亦難免感到被冒犯，但仍尊重其支持同體說的立論。我也欣賞黃樂祈在提出聖餐應設立界線的同時，提醒教會應更深刻反思自己的生命狀況和與主關係，但對於主餐在門徒群體中可以如何踐行，及誰可領餅和杯這問題，我仍是贊同楊思言教授以及莫特曼的看法，傾向一種較開放的主餐觀。
耶穌為本，還是教會為本
我想，問題的重點，是當我們探討主餐應如何安排時，究竟應從主餐作為一項教會禮儀（以教會為主體）這角度看，還是從教會應如何透過主餐這項門徒群體的踐行、向世人見證基督（以基督為主體）這角度看。我認為對當代教會來說，後者更重要，因為後者為本，前者為末。英國神學家韋伯斯特（John Webster）對教會的提醒，就是「福音為本，教會為末」，先有福音，後有教會；先有上帝兒子親臨世上的救贖行動，然後才有門徒群體的聚集。門徒群體的存在，是為了向世人見證那位活著的基督，在過去、現在、將來都持續進行的救贖工作，而非以自身的建立作為最終目的。4因此，當我們思考門徒群體應如何安排主餐時，不應單單關注主餐對門徒群體的意義和價值，更應關注門徒群體的這項信仰踐行，如何可以向世人見證基督的救贖故事。當楊思言博士問「誰能幫耶穌決定誰可親近祂時」，我想這正是挑戰教牧和領袖們思考：究竟教會是本，耶穌是末？還是耶穌是本，教會是末？
二十世紀神學巨擘卡爾巴特（Karl Barth）在論及教會時，重複提到的一句話，就是「教會的存在本身不是（也不應成為）最終目的」。對巴特素有研究的學者布治（Eberhard Busch）認為，雖然巴特為改革宗背景，卻大膽地提出，教會不應依循更正教傳統，視教會為救恩媒介或救恩的獨家代理人，而應視自己為基督福音的見證者。因為，當教會以自己為救恩的媒介時，很自然便會把她應有的焦點改變，即是從「為福音和基督作見證」這主要任務，轉變為以「如何鞏固教會作為救恩媒體的地位」作為焦點。5結果就是教牧人員和長執領袖們的眼光，經常只放在教會本身，例如只顧關注教會體制的持續運作和發展、會眾人數增長、崇拜聚會更新、聖職人員承傳、傳統禮儀地位得鞏固等等，卻忽略了耶穌基督可以如何透過教會作為祂的身體，延續祂對世人的服侍。對巴特來說，這就是本末倒置。
巴特提出的教會論，可稱為本體教會論，因為巴特要強調的，就是惟有耶穌基督才是教會的主體（subject）與本體（being）。惟有祂而非門徒群體，才是整個救恩體系中的主體。教會乃是道成肉身的上帝──耶穌基督──在施行祂的救贖行動中的工作，是祂透過聖靈召集、裝備和差遣教會進到世界，為祂作見證。6當代教會應把終極關懷，從自身發展轉為如何見證基督，讓世人能從教會的信仰踐行，看到基督身體的呈現。
巴特在其海量的著作中，並沒有著作或專文全面和系統地闡述其聖餐觀，但我們仍可以從巴特對教會及其使命的論述中確定地指出，巴特不會視主餐為一種聖禮，正如他不會視浸禮為聖禮，因為唯一的聖禮、唯一的救恩媒介，就是基督。巴特會視主餐為門徒群體向世人見證基督的其中一項信仰踐行，見證上主豐盛的救恩已臨到祂所揀選的群體，並要透過祂所揀選的群體向所有人展現出來。由於基督的身體是為了所有人而捨，所以主餐的設立也不單是為了造就門徒，同時也是面向世界，是為了所有人的。三一上帝的心意，是透過耶穌基督的救贖工作，讓所有可憐的罪人蒙恩，在祂的憐憫裡成為富有。
主餐，作為公開見證
過去，我曾有廿多年時間於藍田區牧會，當中有大約八至九年的時間，我和四至五位會友，每月一次到德田邨一間護老院安排主餐崇拜。我們不單跟參與聚會的十多位身體虛弱及行動不便（九成以上院友都需要坐輪椅）的長者一同唱詩、分享見證、宣講主道，也會向參與聚會的院友們派發餅和杯，一同吃餅喝杯記念主。在這間護老院施餐的經驗，對我來說非常深刻；因為雖然參與聚會的長者人數不多，而且大部份都年紀老邁，身體比較衰弱，但當他們領餅和杯時，那餅和杯成了他們極大的安慰和鼓勵。我感受到他們每一個在主的眼中，不單不是包袱，而且是非常寶貴。主的身體正是為他們擘開的，主的寶血正是為他們流出的。當我們幾個耶穌門徒，在這間護老院大廳中分派餅和杯時，我們進行的不止是一項教會禮儀，而是向整個護老院，包括院長、社工、照顧員和所有院友及探訪他們的親友，傳講耶穌基督的救贖故事。
總括而言，我贊同教會應視主餐為向世人作的公開見證，讓人感受到耶穌基督對世人的愛和接納，而非單純是教會內部的一項造就門徒的禮儀。我認同莫特曼所指，聖餐應該是一種公開的邀請，因為「主的饗宴不是排他的義人飯局，而是尋找失喪之人的盛宴」。然而，即使我傾向贊同較開放的主餐觀，我仍絕對同意主餐是有基本規範和秩序的，因為主餐乃是門徒群體遵從耶穌基督吩咐而進行的一項信仰踐行，是由門徒群體按聖靈引導籌劃安排的。因此，有關主餐安排，門徒群體應按新約聖經教導，選定合適的場合及施餐人選，然後由主持主餐者講解主餐意義，並邀請參與者一同透過吃餅和飲杯，記念耶穌基督的犧牲大愛（因此參與者也不是沒有界線的）；然後再為餅和杯祝謝，分派餅和杯；最後，讓會眾一起吃餅和喝杯，並獻上感恩。
毫無疑問，主餐的焦點是耶穌基督。主說：「你們拿著吃，這是我的身體。」（太廿六26）當門徒群體透過安排主餐向世人見證基督時，我們所見證的，是一個為了所愛的人犧牲自己生命的生命，這個生命此時此刻活在門徒群體中，讓門徒群體把這個身體向世人呈現出來。因此，我確信即使我們視主餐為一個向世人開放的邀請，也不必然令基督信仰變成一種廉價恩典。因為若門徒群體的生命是源於耶穌基督的生命，則門徒群體的生命也必然是願意犧牲自己、甘心背十架走窄路的生命。也惟有這個生命，能引導門徒群體轉離獨善其身的心態，走到苦難世界中，與人同甘共苦。
最後，面對聖餐觀這個由宗教改革至今已爭論了超過五百年的神學議題，我盼望所有關心這議題的兄弟姊妹們，都能謙卑在主面前，藉著聖靈的幫助，快快的聽，慢慢的說，慢慢的動怒。因為這項超越五百年爭議的答案，極可能要到見主面之時才能得到確定。反而，正如黃樂祈所言，有比這爭議更重要的事。對我來說，更重要的，是在信徒群體中，即使抱持不同聖餐觀，仍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我想起另一次關於主餐非常深刻的印象，正正是因為香港教會的合一，成了一次非常有力的見證。這事發生於九年前的雨傘運動期間；當時，一班來自不同宗派背景的牧師走在一起，在金鐘海富中心附近，舉行向公眾開放的聖餐禮儀，內容程序包括詩歌、祈禱、講道和聖餐，當時大約有五百位信徒及香港市民一同守餐記念主。在整個社會劍拔弩張的氛圍下，擁抱不同宗派傳統，以至不同聖餐觀的教牧人員能同心走在一起，宣講有關信、望、愛的信息，並藉施行聖餐，向信徒和市民派發主的餅和杯，表明主耶穌基督當時當刻與香港人同在。我相信那次主餐的確能讓基督的身體向世人呈現，其傳揚福音的果效，將遠比任何教牧人員在禮拜堂內，宣講一百篇佈道信息更大和有力得多。
1.https://www.thevoicehk.com/news/20231114-
2.https://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173137&Pid=104&Version=0&Cid=2053&Charset=big5_hkscs
3.https://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173138&Pid=104&Version=0&Cid=2053&Charset=big5_hkscs
4.John Webster, The Community of the Word: Toward an Evangelical Ecclesiology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Press, 2005）, pp.75-115.
5.Eberhard Busch“Karl Barth’s Understanding of the Church as Witness” in St. Luke’s Journal of Theology Vol.33 No.2 （March 1990）, pp. 89.
6.有關巴特教會論的主要論述，可見於其巨著《教會教義論》（Church Dogmatics）VI/I、VI/II和VI/III中有關「聖靈與基督徒群體的聚集」（S62）、「聖靈與基督徒群體的建造」（S67）和「聖靈與基督徒群體的差派」（S72）。
（原載作者FB，蒙允准轉載。分題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