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论坛讯】近年的社会及政治环境急速改变，陆续有堂会思考改变运作模式以应对未来前景。香港教会更新运动（下称教新）日前发布研究结果，指出政治环境改变及对宗教自由的担忧，是促使堂会考虑改变运作模式的主因，然而目前并未有足够证据支持堂会改变运作模式将成为趋势。
教新曾进行「2021逆境中香港教会跟进研究」，当中问及受访堂会，因应当时社会或政治气氛，会否考虑改变堂会现行的运作模式；结果显示，逾三份一堂会曾作出考虑，反映香港教会的形态发展开始有所改变。为了解改变的内容及前因，教新开展是次「2023香港教会形态发展趋势研究」。
教新是次研究主要处理三个问题：一、「考虑改变堂会现行运作模式」会否成为趋势？二、堂会如何理解何谓「改变运作模式」，以及具体改变了什么？三、有何因素导致堂会产生改变念头？
堂会考虑改变未成趋势
为解答第一条问题，教新于2022年底，向曾参与上述2021年研究的527间堂会，再度发出问卷。量性问卷结果显示，在2021至2022年间，「已有计划」改变运作模式的堂会数量由5.6%增至11.7%，其中更有8.8%堂会已执行改变计划；然而「正在考虑」及「不会计划」改变运作模式的堂会数量，却分别由33.2%跌至24.7%，以及由13.3%升至16.2%。故此，未有足够证据支持「堂会考虑改变现行运作模式」成为趋势。教新研究主任刘梓濠补充，进行问卷调查时并未定义何谓「改变堂会运作模式」，由堂会自行定义。2023年中，教新邀请三间已计划改变的堂会，以及三间未改变的堂会进行质性访谈，以解答第二、三条问题。
对于「改变运作模式」的理解，访谈结果显示，大部份受访堂会将之理解为：把聚会改成在弹性地点或分散式进行，如在信徒居所、网上、餐厅聚会。此外，一些将自己界定为已改变的堂会，更会把深化信徒培训及社区服侍，视为运作模式的改变。
访谈结果反映，会众参与程度对堂会能否改变有重要影响；信徒培训及社区服侍能为会众提供装备及分享使命的机会，降低会聚参与的门槛，从而促成聚会形式改变。
政治因素为促使堂会改变主因
综合研究结果，积极计划改变运作的堂会，在过去曾较多关注雨伞运动，讲道中亦更多提及信徒有可能因信仰受逼迫；大部份受访堂会亦提及对《港区国安法》的执行及其他宗教限制有所顾虑。
研究亦引用了Timothy Keller在其着作Centre Church中提出的「运动型堂会」及「体制型堂会」的分别，指出计划改变的堂会与「运动型堂会」较相似，较少强调过往做法和经验，更灵活迅速回应需要；未能改变的堂会则与「体制型堂会」较相似，由规则、程序主导，注重缓慢稳定而非快速转变。
访谈结果显示，已改变的堂会中，有较多会众服从或拥抱共同异象，如有会众反对改变，他们亦倾向连结能连结的人，也较不认同堂会像合一的整体。而未能改变的堂会则反映，其会众未看见或不同意有改变的需要，而且崇拜人数并无减少太多，缺乏危机感作出改变。
王家辉：堂会倾向安于现状
在回应环节，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总干事王家辉牧师指出，除了外在的社会状况，教会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亦影响改变的意欲，如刚建立的教会因仍处于变动之中，便可有更多尝试；但如教会已经发展成熟，每件事都有程序，自然就难以改变。他提到，堂会有「见步行步」的心态，在疫情当中虽作出很多改变，但大多都是临时措施，「一旦疫情结束，大家就觉得不如也不要再做这么多」。
王家辉说，若非到了「生死攸关」的地步，堂会均会倾向安于现状，因改变带来不确定，会令人不安。他续说，教牧同工的个性也是堂会会否改变的关键，「尤其是做得堂主任的，那些长辈当然觉得你很稳妥……所以你这么稳妥，你当然就不想有大的改变。」
金巴仑长老会沙田堂萧楚刚牧师回顾建立「微教会网络」的历程，表示在二〇一四年与其教会领袖参加一场城市转化会议，令他们转化教会观，认识到堂会的焦点最重要是对外、影响世界，而非只关注自己堂会的营运，并由此意识到建立职场、家庭牧者的需要。及后他与堂会领袖透过祈祷寻求异象、寻索教会的本质，希望让教会成为真实的教会，并在二〇一七年开始着手建立「微教会网络」。直到疫情期间，因堂会聚会受限，便开始有不同地方的信徒领袖开放地方，继续举行聚会；萧楚刚随后按立这些领袖为「家主」，支持他们在疫情结束后继续维持家聚。
萧楚刚指，其堂会之所以较易转变，除了因比较像Timothy Keller所描述的运动型堂会，更因会众有危机感「不是（来自）人数……（而）是教会的身份。由二〇一四年开始，我们都在问这个问题：教会是谁？……（我们）教会是否做到教会应该要做的那个身份？」
研究发布会于十月廿六日上午于城市福音教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