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論壇訊】近年的社會及政治環境急速改變，陸續有堂會思考改變運作模式以應對未來前景。香港教會更新運動（下稱教新）日前發佈研究結果，指出政治環境改變及對宗教自由的擔憂，是促使堂會考慮改變運作模式的主因，然而目前並未有足夠證據支持堂會改變運作模式將成為趨勢。
教新曾進行「2021逆境中香港教會跟進研究」，當中問及受訪堂會，因應當時社會或政治氣氛，會否考慮改變堂會現行的運作模式；結果顯示，逾三份一堂會曾作出考慮，反映香港教會的形態發展開始有所改變。為了解改變的內容及前因，教新開展是次「2023香港教會形態發展趨勢研究」。
教新是次研究主要處理三個問題：一、「考慮改變堂會現行運作模式」會否成為趨勢？二、堂會如何理解何謂「改變運作模式」，以及具體改變了甚麼？三、有何因素導致堂會產生改變念頭？
堂會考慮改變未成趨勢
為解答第一條問題，教新於2022年底，向曾參與上述2021年研究的527間堂會，再度發出問卷。量性問卷結果顯示，在2021至2022年間，「已有計劃」改變運作模式的堂會數量由5.6%增至11.7%，其中更有8.8%堂會已執行改變計劃；然而「正在考慮」及「不會計劃」改變運作模式的堂會數量，卻分別由33.2%跌至24.7%，以及由13.3%升至16.2%。故此，未有足夠證據支持「堂會考慮改變現行運作模式」成為趨勢。教新研究主任劉梓濠補充，進行問卷調查時並未定義何謂「改變堂會運作模式」，由堂會自行定義。2023年中，教新邀請三間已計劃改變的堂會，以及三間未改變的堂會進行質性訪談，以解答第二、三條問題。
對於「改變運作模式」的理解，訪談結果顯示，大部份受訪堂會將之理解為：把聚會改成在彈性地點或分散式進行，如在信徒居所、網上、餐廳聚會。此外，一些將自己界定為已改變的堂會，更會把深化信徒培訓及社區服侍，視為運作模式的改變。
訪談結果反映，會眾參與程度對堂會能否改變有重要影響；信徒培訓及社區服侍能為會眾提供裝備及分享使命的機會，降低會聚參與的門檻，從而促成聚會形式改變。
政治因素為促使堂會改變主因
綜合研究結果，積極計劃改變運作的堂會，在過去曾較多關注雨傘運動，講道中亦更多提及信徒有可能因信仰受逼迫；大部份受訪堂會亦提及對《港區國安法》的執行及其他宗教限制有所顧慮。
研究亦引用了Timothy Keller在其著作Centre Church中提出的「運動型堂會」及「體制型堂會」的分別，指出計劃改變的堂會與「運動型堂會」較相似，較少強調過往做法和經驗，更靈活迅速回應需要；未能改變的堂會則與「體制型堂會」較相似，由規則、程序主導，注重緩慢穩定而非快速轉變。
訪談結果顯示，已改變的堂會中，有較多會眾服從或擁抱共同異象，如有會眾反對改變，他們亦傾向連結能連結的人，也較不認同堂會像合一的整體。而未能改變的堂會則反映，其會眾未看見或不同意有改變的需要，而且崇拜人數並無減少太多，缺乏危機感作出改變。
王家輝：堂會傾向安於現狀
在回應環節，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總幹事王家輝牧師指出，除了外在的社會狀況，教會處於怎樣的發展階段亦影響改變的意欲，如剛建立的教會因仍處於變動之中，便可有更多嘗試；但如教會已經發展成熟，每件事都有程序，自然就難以改變。他提到，堂會有「見步行步」的心態，在疫情當中雖作出很多改變，但大多都是臨時措施，「一旦疫情結束，大家就覺得不如也不要再做這麼多」。
王家輝說，若非到了「生死攸關」的地步，堂會均會傾向安於現狀，因改變帶來不確定，會令人不安。他續說，教牧同工的個性也是堂會會否改變的關鍵，「尤其是做得堂主任的，那些長輩當然覺得你很穩妥……所以你這麼穩妥，你當然就不想有大的改變。」
金巴崙長老會沙田堂蕭楚剛牧師回顧建立「微教會網絡」的歷程，表示在二〇一四年與其教會領袖參加一場城市轉化會議，令他們轉化教會觀，認識到堂會的焦點最重要是對外、影響世界，而非只關注自己堂會的營運，並由此意識到建立職場、家庭牧者的需要。及後他與堂會領袖透過祈禱尋求異象、尋索教會的本質，希望讓教會成為真實的教會，並在二〇一七年開始著手建立「微教會網絡」。直到疫情期間，因堂會聚會受限，便開始有不同地方的信徒領袖開放地方，繼續舉行聚會；蕭楚剛隨後按立這些領袖為「家主」，支持他們在疫情結束後繼續維持家聚。
蕭楚剛指，其堂會之所以較易轉變，除了因比較像Timothy Keller所描述的運動型堂會，更因會眾有危機感「不是（來自）人數……（而）是教會的身份。由二〇一四年開始，我們都在問這個問題：教會是誰？……（我們）教會是否做到教會應該要做的那個身份？」
研究發佈會於十月廿六日上午於城市福音教會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