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东南亚的距离
香港特区政府高层，近期数度出访东南亚，再次引起坊间拿各国与香港比较的小热潮，只是多聚焦于经济实力和硬件的比拼，议论谁在抢谁的人才。但事实上，香港和东南亚诸国之间，在文化、思潮、宗教视野等人文範畴上，民间（包括教会）能够彼此学习、互相支持、什或需要互相记念的地方，远远超出抢人才的问题。只可惜过去四份一世纪乃至更长时间以来，普遍香港人（包括香港教会）因着种种缘故，对于跟我们地理和文化比较相近的东南亚社会失去兴趣，眼里只有消费，或者很容易沦为宗教消费的短宣。
回看二十世纪，香港与东南亚各地的连系其实什为紧密，人们在各地之间往返也什为普遍。这份连系，当然源自百多年来华南人口的大规模外移、回流、再外移，不断流徙寻找落脚之地的悲歌。从不少港人上两代的家庭故事，抑或半世纪前的本地流行文化叙事，都可以看到连系的痕迹：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不少家庭有亲戚在泰、马、新、越南、印尼、菲律宾等地定居而且还经常来往香港。那个年代，以南洋为故事场景而到当地取景的香港电影，也颇受欢迎。在教会层面，神学生和教牧同工往返东南亚进修和服侍，更是寻常。
然而过去半世纪以来，因着各国的政经气候转变，也因为香港自命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独树一帜，我们跟各国渐行渐远，东南亚被约化成消费对象；或是竞争对手，或是外傭来源。但到如今，当我们经历从未遇上的政治经济文化巨变之际，东南亚各国人民和教会那种备受挤压、狭缝求生、保存身份的历史经验，那种值得香港人和基督徒借鉴、学习的故事，其实很丰富，但愿我们懂得珍惜。
我们与海洋的距离
一条估计尚未成年的布氏鲸，在西贡水域游弋两星期后，在七月的最后一个早上魂断香港，叫人不胜感慨。小鲸来到，全城起哄，出海打卡者众；小鲸去了，全城再起哄，谴责之声不绝──有人指摘出海观鲸的市民和旅客；有人斥责乘机经营观鲸活动的船家；有人直指政府当局毫无保育意识、反应迟缓、执法不力，亦有研究团体批评香港的海洋保育政策落后。以上这些因素，固然是令小布氏鲸受伤以至死亡的远因近因；然而归根究柢，是我们无止境的欲望，和对自身直接经验以外的世界的冷感与无知，令这一条小布氏鲸，以及海洋里其他众生，无法在他们熟悉的水域安心畅游，受挤压而失去生存空间。
地球气候变暖，所有物种都面临极大挑战；然而海洋所受的污染和掠夺，令海洋生物承受着更巨大、更不为人知的生存压力。最近二、三十年间的科学研究早已证实，鲸豚类的知性和感性世界极度丰富，兼有高度社会组织能力，他们承受如此巨压，相信会特别难受，绝非身为陆上生物的人类所能理解。无辜的小布氏鲸牺牲了，未必足以令很多人深切反省，唯望信仰上主、跟随基督的群体记得，不管我们对其他动物的看法如何，他们跟我们一样，是同一位创造者的作品，有受造的尊严，而非供我们玩乐的消费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