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刚刚曲终人散的香港书展，是解除严厉防疫措施、当局声称经济活动「复常」之后的首届。包括出版业在内的本港整体经济与文化事业，几年来饱受重重围困的重创之后，不少出版界人士对今届书展均审慎地寄予厚望。而对于仍然选择入场的信徒来说，今届的惊喜，是基督教坊被大会安排在人流比较畅旺的主场馆之内，此安排是多年来的首次；教内的出版同道，自也难免对书展的收获有较大期望。
过去多年来，出版业界以及不少关心本地文化发展的人士，一直诟病主办的贸易发展局把香港书展设定为「年度散货场」，只顾吸引人群入场扫货，而缺乏培养阅读风气、开拓文化视野、培植出版文化事业的举措。主办机构发布的消息，以至一般主流媒体报道的焦点，也多着眼于入场人数、参展商营业状况、入场人士的消费金额等等经济导向的资讯。然而，今年似乎有点不一样，纯经济导向的数字不再占据书展最重要新闻的位置。这份转变或许十分微妙而且微小，不过假若那是我们社会经历重创之后重整、重建的端倪，那么不管怎么微小，都总是个值得欣喜的小半步。只不过，多年书展所累积成的出版界「一展定生死」现象，恐怕仍会是业界需要长期面对的郁结。
至于基督教坊的地理位置，更是充满象征意义，它既在主场馆之内，却又位于主场馆的边陲，犹如教会在香港社会的位置一样──明明是社会的一份子，却又似乎在主流之外；社会大众明明知道它存在，什至经常使用它所提供的各项服务（如学校教育、医疗、社区服务），却什少认为它跟自己有关，更少真正进入其中，也极少跟它的核心（基督信仰）发生关系。当然，基督教坊的书籍（也即是各个基督教出版社的书籍）必然首先照顾信徒的需要，这点无须争议；但如果基督教出版社的书籍，全部都只是信徒才会有兴趣，完全跟非信徒无关，那么基督教坊设在主场馆还是其他位置，其实关系不大；人流尽管畅旺，都只是好奇旁观。这情况就如教会虽然明明建立在社区之内，但绝大部份时间也只是自己的事自己做，跟所身处的社区未能建立有意义的关系，那么这教会建在哪里其实关系不大，反正社区大众不会觉得教会跟他们有关系。
而在基督教坊以外，个别明显具有基督信仰背景的机构，其实多年来都在主场馆内自设摊档，今年也不例外。它们所出版和销售的书籍，无论视野和题材都超出了内向而狭隘的教会信仰关怀，能够连结一般市民大众所关心的课题。置身社会，面向公众，连结社区，本来就是信徒群体身为社会一份子的基本责任；在社会和教会都经历大变局的当下，如果教会群体仍然准备继续见证上主，这或许已经不是一个选项，而是不得不选的必然之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