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前剛剛曲終人散的香港書展，是解除嚴厲防疫措施、當局聲稱經濟活動「復常」之後的首屆。包括出版業在內的本港整體經濟與文化事業，幾年來飽受重重圍困的重創之後，不少出版界人士對今屆書展均審慎地寄予厚望。而對於仍然選擇入場的信徒來說，今屆的驚喜，是基督教坊被大會安排在人流比較暢旺的主場館之內，此安排是多年來的首次；教內的出版同道，自也難免對書展的收穫有較大期望。
過去多年來，出版業界以及不少關心本地文化發展的人士，一直詬病主辦的貿易發展局把香港書展設定為「年度散貨場」，只顧吸引人群入場掃貨，而缺乏培養閱讀風氣、開拓文化視野、培植出版文化事業的舉措。主辦機構發佈的消息，以至一般主流媒體報道的焦點，也多著眼於入場人數、參展商營業狀況、入場人士的消費金額等等經濟導向的資訊。然而，今年似乎有點不一樣，純經濟導向的數字不再佔據書展最重要新聞的位置。這份轉變或許十分微妙而且微小，不過假若那是我們社會經歷重創之後重整、重建的端倪，那麼不管怎麼微小，都總是個值得欣喜的小半步。只不過，多年書展所累積成的出版界「一展定生死」現象，恐怕仍會是業界需要長期面對的鬱結。
至於基督教坊的地理位置，更是充滿象徵意義，它既在主場館之內，卻又位於主場館的邊陲，猶如教會在香港社會的位置一樣──明明是社會的一份子，卻又似乎在主流之外；社會大眾明明知道它存在，甚至經常使用它所提供的各項服務（如學校教育、醫療、社區服務），卻甚少認為它跟自己有關，更少真正進入其中，也極少跟它的核心（基督信仰）發生關係。當然，基督教坊的書籍（也即是各個基督教出版社的書籍）必然首先照顧信徒的需要，這點無須爭議；但如果基督教出版社的書籍，全部都只是信徒才會有興趣，完全跟非信徒無關，那麼基督教坊設在主場館還是其他位置，其實關係不大；人流儘管暢旺，都只是好奇旁觀。這情況就如教會雖然明明建立在社區之內，但絕大部份時間也只是自己的事自己做，跟所身處的社區未能建立有意義的關係，那麼這教會建在哪裡其實關係不大，反正社區大眾不會覺得教會跟他們有關係。
而在基督教坊以外，個別明顯具有基督信仰背景的機構，其實多年來都在主場館內自設攤檔，今年也不例外。它們所出版和銷售的書籍，無論視野和題材都超出了內向而狹隘的教會信仰關懷，能夠連結一般市民大眾所關心的課題。置身社會，面向公眾，連結社區，本來就是信徒群體身為社會一份子的基本責任；在社會和教會都經歷大變局的當下，如果教會群體仍然準備繼續見證上主，這或許已經不是一個選項，而是不得不選的必然之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