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潮持续，信徒选择了定居海外，必然需要寻找新的教会聚会。当信徒渐渐投入聚会和开始服侍时，可能也会考虑将香港教会的会籍转移至海外。笔者近日也考虑转会事宜，在没有太多的教会会籍之相关历史资料下，对此议题作出了反思。
信徒若要加入教会，一般的途径都是经由洗礼或浸礼。当信徒接受洗礼后，他们就会自动成为教会的会友，也会记录在会友名册之内。成为会友有一定的责任，一般都是要求有良好的信仰生活、作十一奉献、恒常作见证及参与服侍等等。笔者曾经参与过考问信德的程序，向受洗者问及，若非会友是否就不需要履行会友的责任。聪明的弟兄姊妹们都会回答：无论是否会友，也当有良好的信仰生活。那么，成为会友对教会有何意义呢？
从另一方面去看，成为会友对信徒本身有何好处呢？在香港，若信徒的所属教会是华人基督教联会的会员堂，在死后就能安葬于该联会管理下的基督教坟场。因此曾有人说笑，长者于临终前应尽快找一间合资格的教会进行洗礼，以确保死后有墓可葬，这确实是成为会友的一大福利。不过，信徒死后就回归天父怀中，墓地对离世信徒意义不大，它只供给家属一个纪念性的作用。然而我们回归到圣经时，亦看不到那些墓地有何重要，相反，复活的盼望才是信徒真正值得期待的事。既然信主的人死了必然复活，墓地这种商品就不是必需品了。
另外，有些堂会的会友是拥有投票权的，可以在会友大会中投票。例如浸信会的会友大会。因此，成为会友就能够参与教会发展的讨论，并以投票方式去决定教会的方向。笔者是浸信会背景，见识过很多教会领袖和信徒透过这种制度去操控教会。由于大部份会友都对教会方向或发展不太关心，会友名册上虽然有数百名会友，但于会友大会中却可能只有一成或更少的会友出席。当然每间教会的合法会议人数也不同，不能一概而论。教会领袖若想某些重要议案通过，可能只需要多费一点唇舌，说服一些平常不太参与的会友出席，并投赞成票便可。或者一些信徒只需要取得几位会友的授权票，就能够拖延一些议案或会议运作，以制造更多声音。总括来说，会友拥有投票权固然是好，但是否代表会友就必定会关心教会发展，而出席会议呢？事实说明这并非绝对，而且大部份信徒其实很讨厌教会政治。
既然会友的责任并非限于会友，会友的好处也非圣经的终极关注点，而且会友的权力也不常能够行使，那么会友的功能就只剩下教会行政上的便利而已。例如以会友身份来分辨谁应该被服侍，谁应该被处分；以会友身份来衡量其对堂会的重要性；以会友身份作为门槛来选择事奉人员及领袖。这一切似乎都偏向负面，但从教会的行政来说，没有一些框架却又不能使其运作变得可行。试想想，若我们相信圣经所指，凡信主的就是基督的肢体，也就是教会的一员。那么若甲教会正在商讨某一议案，但乙教会的信徒却走到甲教会的会议中说自己也是基督内的肢体，也是甲教会的一员，所以当拥有投票的权利。我们可以想像到教会的运作将会变得如何混乱。因此为着堂会着想，好分辨地方教会与普世教会的不同，会友制度也是必须要的。
回到转会问题，到底信徒到了外国定居后有必须要转会吗？以责任来说，无论去到哪里我们也当尽信徒的义，遵行基督的教导。但就奉献来说，虽然我们仍可以透过各种网络支付形式作十一奉献予香港教会，但似乎对现居地的教会来说，难道我们可用借口说因为自己不是会友而不作奉献吗？似乎也没有人会想过有义务同时向两间教会作十一奉献吧！
以好处来说，若我们仍留恋死后可安葬在华人基督教坟场，而所属教会的牧长又可以免费为家人主领安息礼拜，保留会借也无妨。当然转了会后，我们相信新教会仍然会为大家提供服务，并且已定居海外的信徒离世后很少会被安排回港再作安葬事宜。
以权力来说，居于海外的会友通常都不会花钱买机票专程去参与教会会友大会，因为对他们来说根本不值得。所以有投票权也就等于没有投票权，等同于往常的缺席一样。权力不行使，也不用说关心已离开的教会了。教会会籍有多重要？笔者相信当中最难放下的就是一种归属，信徒难以承认自己已经离开香港这个事实。既然信徒已前往新的地方开始新生活，转会就是理所当然的事。
虽然会籍与个人的得救无关，也与信仰生活无关，不转会也不坏，但笔者在这问题上选择了转会，除了能方便新教会的行政运作顺畅外，还是基于一个根本的理由──我们在哪里服侍，那里就是我们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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