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潮持續，信徒選擇了定居海外，必然需要尋找新的教會聚會。當信徒漸漸投入聚會和開始服侍時，可能也會考慮將香港教會的會籍轉移至海外。筆者近日也考慮轉會事宜，在沒有太多的教會會籍之相關歷史資料下，對此議題作出了反思。
信徒若要加入教會，一般的途徑都是經由洗禮或浸禮。當信徒接受洗禮後，他們就會自動成為教會的會友，也會記錄在會友名冊之內。成為會友有一定的責任，一般都是要求有良好的信仰生活、作十一奉獻、恆常作見證及參與服侍等等。筆者曾經參與過考問信德的程序，向受洗者問及，若非會友是否就不需要履行會友的責任。聰明的弟兄姊妹們都會回答：無論是否會友，也當有良好的信仰生活。那麼，成為會友對教會有何意義呢？
從另一方面去看，成為會友對信徒本身有何好處呢？在香港，若信徒的所屬教會是華人基督教聯會的會員堂，在死後就能安葬於該聯會管理下的基督教墳場。因此曾有人說笑，長者於臨終前應盡快找一間合資格的教會進行洗禮，以確保死後有墓可葬，這確實是成為會友的一大福利。不過，信徒死後就回歸天父懷中，墓地對離世信徒意義不大，它只供給家屬一個紀念性的作用。然而我們回歸到聖經時，亦看不到那些墓地有何重要，相反，復活的盼望才是信徒真正值得期待的事。既然信主的人死了必然復活，墓地這種商品就不是必需品了。
另外，有些堂會的會友是擁有投票權的，可以在會友大會中投票。例如浸信會的會友大會。因此，成為會友就能夠參與教會發展的討論，並以投票方式去決定教會的方向。筆者是浸信會背景，見識過很多教會領袖和信徒透過這種制度去操控教會。由於大部份會友都對教會方向或發展不太關心，會友名冊上雖然有數百名會友，但於會友大會中卻可能只有一成或更少的會友出席。當然每間教會的合法會議人數也不同，不能一概而論。教會領袖若想某些重要議案通過，可能只需要多費一點唇舌，說服一些平常不太參與的會友出席，並投贊成票便可。或者一些信徒只需要取得幾位會友的授權票，就能夠拖延一些議案或會議運作，以制造更多聲音。總括來說，會友擁有投票權固然是好，但是否代表會友就必定會關心教會發展，而出席會議呢？事實說明這並非絕對，而且大部份信徒其實很討厭教會政治。
既然會友的責任並非限於會友，會友的好處也非聖經的終極關注點，而且會友的權力也不常能夠行使，那麼會友的功能就只剩下教會行政上的便利而已。例如以會友身份來分辨誰應該被服侍，誰應該被處分；以會友身份來衡量其對堂會的重要性；以會友身份作為門檻來選擇事奉人員及領袖。這一切似乎都偏向負面，但從教會的行政來說，沒有一些框架卻又不能使其運作變得可行。試想想，若我們相信聖經所指，凡信主的就是基督的肢體，也就是教會的一員。那麼若甲教會正在商討某一議案，但乙教會的信徒卻走到甲教會的會議中說自己也是基督內的肢體，也是甲教會的一員，所以當擁有投票的權利。我們可以想像到教會的運作將會變得如何混亂。因此為著堂會著想，好分辨地方教會與普世教會的不同，會友制度也是必須要的。
回到轉會問題，到底信徒到了外國定居後有必須要轉會嗎？以責任來說，無論去到哪裡我們也當盡信徒的義，遵行基督的教導。但就奉獻來說，雖然我們仍可以透過各種網絡支付形式作十一奉獻予香港教會，但似乎對現居地的教會來說，難道我們可用藉口說因為自己不是會友而不作奉獻嗎？似乎也沒有人會想過有義務同時向兩間教會作十一奉獻吧！
以好處來說，若我們仍留戀死後可安葬在華人基督教墳場，而所屬教會的牧長又可以免費為家人主領安息禮拜，保留會藉也無妨。當然轉了會後，我們相信新教會仍然會為大家提供服務，並且已定居海外的信徒離世後很少會被安排回港再作安葬事宜。
以權力來說，居於海外的會友通常都不會花錢買機票專程去參與教會會友大會，因為對他們來說根本不值得。所以有投票權也就等於沒有投票權，等同於往常的缺席一樣。權力不行使，也不用說關心已離開的教會了。教會會籍有多重要？筆者相信當中最難放下的就是一種歸屬，信徒難以承認自己已經離開香港這個事實。既然信徒已前往新的地方開始新生活，轉會就是理所當然的事。
雖然會籍與個人的得救無關，也與信仰生活無關，不轉會也不壞，但筆者在這問題上選擇了轉會，除了能方便新教會的行政運作順暢外，還是基於一個根本的理由──我們在哪裡服侍，那裡就是我們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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