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释题：「国」指国家，具体指中国；「教」指教会，更详尽是指主的教会。
用「爱国爱教╱爱教爱国」而不用「爱国爱主╱爱主爱国」，原因有二：其一、「爱国爱教」是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在国内标榜的口号，也是本年五月十八日在香港举行「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中强调的；其二、国家和教会皆是指组织，「爱国爱教╱爱教爱国」是以两个性质相同的词汇相对作讨论。当我们说爱教或爱主的教会的时候，已蕴含了爱主。我们爱教会，是因为我们爱主而爱屋及乌；我们爱教会，因为她是主的身体。
讨论爱国爱教抑或爱教爱国，并非如明星争取排名一般，为名誉，为威荣，或为一啖气。而是因为原则问题，也是反映心态问题。马太福音十章37节：「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举一反三，爱国家过于爱主的，不配作主的门徒，更不配作牧者。我这样说，或许会引起政权的不满，什至自招麻烦。可是，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必怕他们。（太十28）我期望香港的官员和社会领袖，都是讲道理的。在指摘我可能犯了《港区国安法》前，让我有机会辩白，亦仔细聆听╱阅读我的辩白。
爱国是当然的。惟我们要问：爱国的内涵是什么？谁可定义什么行为是爱国╱不爱国？谁可判断谁爱国╱不爱国？国家是个抽象的概念，具体是指生活在同一疆域的人民，及其推举与认可的政府，并所执行的法律系统，和所彰显的主权。这阐释涉及多个元素，其中最重要的元素，是土地（疆域）和人民，人民和土地互动，则产生文化。故此，爱国的含义是，爱护人民、保护国土、维护文化。
任何行为，都有即时、短期和长期果效。一个即时或短期带给国家好处的行为，长远却可能对国家有损，反之亦然。故爱国不能短视。自古以来，中国即为世界的一部份，中国人是人类的一部份。若国家之政权所为，对世界有损，对人类有损，国民不应盲目爱国，应以世界和人类福祉为重。两国交战时，帮助敌军，当然被视为不爱国行为；惟红十字会成员，本着人道精神，救治敌军伤兵，不单不受指摘，更是高尚行为。
教会是普世的，教会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面对不同文化，在制度和行事方式上，当然有所调适，却不能牺牲教会的普世性，包括其教义和使命。教义来自圣经，任何政权不应试图干扰教会和教牧人员阐释圣经，以满足政权的要求。教会的使命，是彰显公义，施行慈爱。故教会有责任指出国家和政权的罪╱不公义，期望国家和政权，能有所醒觉，及早改过，让国家（尤其是其文化）和政权可以长存。
爱国和爱教可以没有矛盾，但亦可能有矛盾。当两者有矛盾时，基督徒应爱教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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