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我曾撰文〈基督信仰仍需要华夏化──回应《我们对家庭教会的立场重申》〉指出，基督宗教需要的不是中国化，而是华夏化。然而，香港教会部分领袖似乎喜欢与我唱反调；五年后，当中联办举行「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的闭门会议时，参与会议的香港圣公会主教长陈讴明大主教以及香港基督教协进会主席王家辉牧师却竟然表示希望进一步理解「基督教中国化」，而不敢指出此实为一伪命题，更有附和主旋律之嫌。（编按：据大会资料，「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由香港基督教协进会联同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及中国基督教协会合办。据悉中联办协调部宗教处处长李永战及副处长熊俊慧，以及国家宗教事务局的焦洋及任蓓亦有出席，惟台上并无公开介绍。详见本报报道。）
当然，五年后的今日，已沧海桑田、白云苍狗，有些议题似乎难以再作深入讨论。然而，用词准确，是哲学的基本要求。本文仅以学术理由解释为何基督信仰应该对应「华夏化」而非「中国化」，因此基督信仰华夏化才是真命题，中国化则是伪命题；用古人的说法，本文不是清谈，只是训诂；义理不足，考据有馀。清朝封闭之严，尚有训诂考据，所以我看不出在这银河帝国的新时代里讨论用词会被上纲上线的理由。
中国与华夏两个字词有何区别呢？上个月在美国新泽西纽华克的谢扶雅学术思想国际会议上，何光沪教授对这两个概念提出一个很好的区分：华夏是文化，中国是文明。前者倾向精神层面，如哲学、宗教，后者则倾向物质层面，如政治、经济等。基督信仰是宗教，所以是属于文化而非文明範畴。因此，若要说基督信仰本土化，就是依文化而说，而不是依文明而说。因此「基督教中国化」是一範畴错误的伪命题，就好似人说「我要用洗衣机煮饭」或「我要用多士炉洗衫」一样荒谬。
文化与文明之分
何光沪教授在演讲里以「华夏文化灵何在？中国文明魂奚归？」为题，指出华夏文化与中国文明之区别。何光沪引用田立克在《文化神学》及《系统神学》对文化与宗教关系的论论说，认为文化的实体就是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即对于生命意义的关怀，所以文化之灵的核心是信仰；何光沪因而推论，信仰对象的高低反映了灵魂的高下。言则信仰的「判教」也是文化的「判教」。这一点额有争议，因为信仰对象是否能分高低，以及应以何标准分高低，实难以定论。基督宗教自然会认为一神论高于多神论和泛神论，但儒学又会觉得心性论高于一神论（如牟宗三的《圆善论》及唐君毅的《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所主张）。
何光沪的主张跟黑格尔类近，认为文化是一种「灵」（类似黑格尔的精神），即使他不如黑格尔般主张文化精神是永恒存在，但他认为文化之灵可以以语言、信仰、习俗等形式持续流传，而不必依附于民族、国家或政权。反之，文明就涉及更多具体的社会建设和制度：文明是以「农耕、定居、社会管理与文字」为条件，其地域性什强。例如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灭亡，只代表以色列的文明灭亡，却不等同犹太文化灭亡，因为被掳后的犹太人也继续用希伯来语，继续维持其信仰，故其文化不亡。不过历史上亦确有文明灭亡后文化同样消失的例子。印度河流域文明即是一例：印度河文明灭亡后，其文化并没有得到承传，虽然他们留下印度河文字，却至今仍未被解读。
此外，文化不仅代表了「方向」，也代表对文明的规範。《周易．贲卦》曰：「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据何光沪的理解，此段即表示，在汉语语境下，「人文」的概念规範了文明的发展方向和底线，同是也形成了社会制度（即「天下」）。由此看来，何光沪主张：文化是文明之体，文明是文化之属。
华夏文化与中国文明之别
何为华夏？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所以华夏本是对礼仪与服章的称赞，原意不涉及种族与地域。何因而主张，华夏是「汉民族及周边民族受其同化的生活方式」。相对之下，「中国」作为有地域性的「国」，就不属于文化範畴，而是属于文明範畴，理论上应受华夏的文化原则规範。信仰是文化之灵，而华夏的上古信仰就是上帝信仰，相关证据多见于《尚书》与《诗经》等，如「天生烝民」、「皇矣上帝、临下有赫」，什至孔子本人亦信「天」，如「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其中考据什繁，不在此复述。然而，进入秦汉，这种信仰已荡然无存，使华夏文化陷入何光沪所言的「失灵」状态，即失去信仰。战国诸侯之间战争之残忍，长平之战秦国坑杀二十万战俘，足见宗教道德之崩坏。如此一来，华夏亦无力规範中国。而此时更正是中国文明在体制上发生大变的时间：封建制被群县制取代，诸侯分治被皇帝专制所取代。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焚书坑儒，自始中国进入皇帝时代。汉武帝的所谓独尊儒术，也是一种对思想的「统一」与限制，而往后历朝的法律基本上都是明儒暗法，故有「百代皆行秦政制，万年咸用始皇心」一说。事实上，英语China一词，正好反映了这转变的时代。何光沪指出China一词来自Chin，chin就是秦朝。这就是说，China所代表的政体，就是一个大一统的专政帝制。
宗教信仰的失落，造成了政治信仰的兴起。何光沪认为中国皇帝自称天子，并将天下的土地视为自己的私产（「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神化皇帝的举动。但我对此说有保留，因为由秦至清，中国皇帝始终只敢称自己为天子，而不敢自称为天或神，仍算不上神化。真正的神化与极权化，其实体现于日本的国家神道。战前日本以天皇（本身「天皇」这个词就有将天与皇同等之嫌）是现人神，因为天皇是天照大神之孙；既然天皇是神明，所以拥有无上权威，其决定绝对无误。相较之下，中国的皇帝还欠「现人神」的一步，希望今日以及将来也没有人会让中国踏出这一步。
由此看来，华夏文化超越政治，中国文明属于政治；而宗教是文化之体，并不是政治之体。基督信仰是宗教而非政治，故基督宗教是华夏文化的範畴，而非中国文明的範畴。除非有人打算将基督宗教变成国教，如汉武帝独尊儒术一样，使之成为指导政治秩序的原则；或是打算将基督宗教变成部门，如满清设僧录司和道录司，将佛教和道教当成是朝廷附庸，否则基督信仰就不应归类于文明的範畴。
我说基督信仰是宗教而非政治，并不是说基督宗教不关心政治，而是说基督宗教超越了政治。正如英国圣公会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汤樸（Wiliam Temple，1881-1944）所言：「教会对于社会的影响应该是双重的：一面宣扬基督教的社会原则，一面指明现行的社会秩序与此原则不相符合之点。至于如何将现行秩序加以改革使之与原则相合，敢会应该让信徒们站在公民立场上促其实现。因为在这后一点上，专门知识与有断，和通模达变的能力，是必须有的。」（《基督教与社会秩序》37）这就是说，信仰是凌驾于政治之上的指导原则，而不是受政党领导的部门。
在华夏文化「失灵」的处境下，何光沪认为基督宗教本色化或华夏化的最大意义，就是使之重拾信仰，重新找回文化发展的方向和生命的价值。具体操作如何，以及其所面对的疑难，本文难以一一列举，从略。然而，从大方向来看，既然保留华夏文化的是汉文化，以及儒释道的信仰，那么基督宗教华夏化的大方向，就离不开翻译以及吸收和转化儒释道（而非仅仅停留于对话）：从天主教的利玛窦到新教的理雅各皆属此路。在礼仪、服式、教堂建筑、神学思想等方面融汇华夏文化而创新，历史上例子很多，而谢扶雅的唯中论神学本身亦是一例。其他的政治化论述，不只是划蛇添足，而是本末倒置：宗教引领文化，文化规範文明，文明建构政治，才是正途。若有人反其道而行，以政治建构文明，文明规範文化，文化引领宗教，就是舍本逐末。
正正由于宗教与文化的特殊关系，当我们说基督信仰华夏化时，也要格外小心，免得华夏化被曲解为文化引领宗教。诚然，圣道东传，若不以华夏既有文化，转化成一福音「物语」（此即本人当前「物语神学」的研究专题），则福音永为西洋外邦之物，不能被理解吸收。可是，华夏文化既然有失灵之病，而我们若认为基督信仰可以治疗此病，则基督信仰之要理必须对华夏文化作出批判，而非华夏文化对基督信仰之要理作出批判（那是新儒家的方向，不是华夏基督宗教的方向）。所谓要理，就是指三位一体、基督道成肉身和死而复活的大公教会信仰，绝不能因为文化忌讳或政治禁忌而否定之。
如上所述，基督信仰的本土化只能是华夏化，不能是中国化。道不同不相为谋，理互悖互作否证；明明是不一致者，岂能相提并论，混淆概念呢？或许有人有特殊癖好，喜欢以洗衣机煮饭，以多士炉洗衫，而自夸为有创见。我对此不敢恭维，但请勿要求惟一、神圣、大公及使徒所传的教会共同参与这套荒诞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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