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我曾撰文〈基督信仰仍需要華夏化──回應《我們對家庭教會的立場重申》〉指出，基督宗教需要的不是中國化，而是華夏化。然而，香港教會部分領袖似乎喜歡與我唱反調；五年後，當中聯辦舉行「基督教中國化研討會」的閉門會議時，參與會議的香港聖公會主教長陳謳明大主教以及香港基督教協進會主席王家輝牧師卻竟然表示希望進一步理解「基督教中國化」，而不敢指出此實為一偽命題，更有附和主旋律之嫌。（編按：據大會資料，「基督教中國化研討會」由香港基督教協進會聯同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及中國基督教協會合辦。據悉中聯辦協調部宗教處處長李永戰及副處長熊俊慧，以及國家宗教事務局的焦洋及任蓓亦有出席，惟台上並無公開介紹。詳見本報報道。）
當然，五年後的今日，已滄海桑田、白雲蒼狗，有些議題似乎難以再作深入討論。然而，用詞準確，是哲學的基本要求。本文僅以學術理由解釋為何基督信仰應該對應「華夏化」而非「中國化」，因此基督信仰華夏化才是真命題，中國化則是偽命題；用古人的說法，本文不是清談，只是訓詁；義理不足，考據有餘。清朝封閉之嚴，尚有訓詁考據，所以我看不出在這銀河帝國的新時代裡討論用詞會被上綱上線的理由。
中國與華夏兩個字詞有何區別呢？上個月在美國新澤西紐華克的謝扶雅學術思想國際會議上，何光滬教授對這兩個概念提出一個很好的區分：華夏是文化，中國是文明。前者傾向精神層面，如哲學、宗教，後者則傾向物質層面，如政治、經濟等。基督信仰是宗教，所以是屬於文化而非文明範疇。因此，若要說基督信仰本土化，就是依文化而說，而不是依文明而說。因此「基督教中國化」是一範疇錯誤的偽命題，就好似人說「我要用洗衣機煮飯」或「我要用多士爐洗衫」一樣荒謬。
文化與文明之分
何光滬教授在演講裡以「華夏文化靈何在？中國文明魂奚歸？」為題，指出華夏文化與中國文明之區別。何光滬引用田立克在《文化神學》及《系統神學》對文化與宗教關係的論論說，認為文化的實體就是終極關懷（ultimate concern），即對於生命意義的關懷，所以文化之靈的核心是信仰；何光滬因而推論，信仰對象的高低反映了靈魂的高下。言則信仰的「判教」也是文化的「判教」。這一點額有爭議，因為信仰對象是否能分高低，以及應以何標準分高低，實難以定論。基督宗教自然會認為一神論高於多神論和泛神論，但儒學又會覺得心性論高於一神論（如牟宗三的《圓善論》及唐君毅的《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所主張）。
何光滬的主張跟黑格爾類近，認為文化是一種「靈」（類似黑格爾的精神），即使他不如黑格爾般主張文化精神是永恆存在，但他認為文化之靈可以以語言、信仰、習俗等形式持續流傳，而不必依附於民族、國家或政權。反之，文明就涉及更多具體的社會建設和制度：文明是以「農耕、定居、社會管理與文字」為條件，其地域性甚強。例如北國以色列和南國猶大滅亡，只代表以色列的文明滅亡，卻不等同猶太文化滅亡，因為被擄後的猶太人也繼續用希伯來語，繼續維持其信仰，故其文化不亡。不過歷史上亦確有文明滅亡後文化同樣消失的例子。印度河流域文明即是一例：印度河文明滅亡後，其文化並沒有得到承傳，雖然他們留下印度河文字，卻至今仍未被解讀。
此外，文化不僅代表了「方向」，也代表對文明的規範。《周易．賁卦》曰：「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據何光滬的理解，此段即表示，在漢語語境下，「人文」的概念規範了文明的發展方向和底線，同是也形成了社會制度（即「天下」）。由此看來，何光滬主張：文化是文明之體，文明是文化之屬。
華夏文化與中國文明之別
何為華夏？孔穎達在《春秋左傳正義》曰：「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華、夏一也。」所以華夏本是對禮儀與服章的稱讚，原意不涉及種族與地域。何因而主張，華夏是「漢民族及周邊民族受其同化的生活方式」。相對之下，「中國」作為有地域性的「國」，就不屬於文化範疇，而是屬於文明範疇，理論上應受華夏的文化原則規範。信仰是文化之靈，而華夏的上古信仰就是上帝信仰，相關證據多見於《尚書》與《詩經》等，如「天生烝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甚至孔子本人亦信「天」，如「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論語》）。其中考據甚繁，不在此複述。然而，進入秦漢，這種信仰已蕩然無存，使華夏文化陷入何光滬所言的「失靈」狀態，即失去信仰。戰國諸侯之間戰爭之殘忍，長平之戰秦國坑殺二十萬戰俘，足見宗教道德之崩壞。如此一來，華夏亦無力規範中國。而此時更正是中國文明在體制上發生大變的時間：封建制被群縣制取代，諸侯分治被皇帝專制所取代。秦始皇滅六國、統一天下，焚書坑儒，自始中國進入皇帝時代。漢武帝的所謂獨尊儒術，也是一種對思想的「統一」與限制，而往後歷朝的法律基本上都是明儒暗法，故有「百代皆行秦政制，萬年咸用始皇心」一說。事實上，英語China一詞，正好反映了這轉變的時代。何光滬指出China一詞來自Chin，chin就是秦朝。這就是說，China所代表的政體，就是一個大一統的專政帝制。
宗教信仰的失落，造成了政治信仰的興起。何光滬認為中國皇帝自稱天子，並將天下的土地視為自己的私產（「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就是神化皇帝的舉動。但我對此說有保留，因為由秦至清，中國皇帝始終只敢稱自己為天子，而不敢自稱為天或神，仍算不上神化。真正的神化與極權化，其實體現於日本的國家神道。戰前日本以天皇（本身「天皇」這個詞就有將天與皇同等之嫌）是現人神，因為天皇是天照大神之孫；既然天皇是神明，所以擁有無上權威，其決定絕對無誤。相較之下，中國的皇帝還欠「現人神」的一步，希望今日以及將來也沒有人會讓中國踏出這一步。
由此看來，華夏文化超越政治，中國文明屬於政治；而宗教是文化之體，並不是政治之體。基督信仰是宗教而非政治，故基督宗教是華夏文化的範疇，而非中國文明的範疇。除非有人打算將基督宗教變成國教，如漢武帝獨尊儒術一樣，使之成為指導政治秩序的原則；或是打算將基督宗教變成部門，如滿清設僧錄司和道錄司，將佛教和道教當成是朝廷附庸，否則基督信仰就不應歸類於文明的範疇。
我說基督信仰是宗教而非政治，並不是說基督宗教不關心政治，而是說基督宗教超越了政治。正如英國聖公會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湯樸（Wiliam Temple，1881-1944）所言：「教會對於社會的影響應該是雙重的：一面宣揚基督教的社會原則，一面指明現行的社會秩序與此原則不相符合之點。至於如何將現行秩序加以改革使之與原則相合，敢會應該讓信徒們站在公民立場上促其實現。因為在這後一點上，專門知識與有斷，和通模達變的能力，是必須有的。」（《基督教與社會秩序》37）這就是說，信仰是凌駕於政治之上的指導原則，而不是受政黨領導的部門。
在華夏文化「失靈」的處境下，何光滬認為基督宗教本色化或華夏化的最大意義，就是使之重拾信仰，重新找回文化發展的方向和生命的價值。具體操作如何，以及其所面對的疑難，本文難以一一列舉，從略。然而，從大方向來看，既然保留華夏文化的是漢文化，以及儒釋道的信仰，那麼基督宗教華夏化的大方向，就離不開翻譯以及吸收和轉化儒釋道（而非僅僅停留於對話）：從天主教的利瑪竇到新教的理雅各皆屬此路。在禮儀、服式、教堂建築、神學思想等方面融匯華夏文化而創新，歷史上例子很多，而謝扶雅的唯中論神學本身亦是一例。其他的政治化論述，不只是劃蛇添足，而是本末倒置：宗教引領文化，文化規範文明，文明建構政治，才是正途。若有人反其道而行，以政治建構文明，文明規範文化，文化引領宗教，就是捨本逐末。
正正由於宗教與文化的特殊關係，當我們說基督信仰華夏化時，也要格外小心，免得華夏化被曲解為文化引領宗教。誠然，聖道東傳，若不以華夏既有文化，轉化成一福音「物語」（此即本人當前「物語神學」的研究專題），則福音永為西洋外邦之物，不能被理解吸收。可是，華夏文化既然有失靈之病，而我們若認為基督信仰可以治療此病，則基督信仰之要理必須對華夏文化作出批判，而非華夏文化對基督信仰之要理作出批判（那是新儒家的方向，不是華夏基督宗教的方向）。所謂要理，就是指三位一體、基督道成肉身和死而復活的大公教會信仰，絕不能因為文化忌諱或政治禁忌而否定之。
如上所述，基督信仰的本土化只能是華夏化，不能是中國化。道不同不相為謀，理互悖互作否證；明明是不一致者，豈能相提並論，混淆概念呢？或許有人有特殊癖好，喜歡以洗衣機煮飯，以多士爐洗衫，而自誇為有創見。我對此不敢恭維，但請勿要求惟一、神聖、大公及使徒所傳的教會共同參與這套荒誕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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