卅四年前的六月三日晚，戒严部队开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地区武力清场，以坦克和子弹结束了席卷全国数月的八九民运，也结束了很多手无寸铁者的生命，死伤枕借，多人因反革命罪名被捕被囚。其后每年六四，当局严密管控，死难者家属常常无法公开悼念，六四相关资讯亦在内地消失无踪，但历史的记忆没有就此结束。每年六月四日在世界各地燃起的悼念烛光，见证多少家散人亡的悲情，盛载多少有血有泪的追思。不想回忆，未敢忘记。
点点六四烛光，一度在南中国一隅的香港年年凝聚，数以万计，跨越九七。在近年新冠疫情下，特区政府禁止集会。而多年来一直举办烛光集会的香港巿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被当局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理由取缔，多名常委被当局以新近订立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起诉。到今年疫情结束，每年举办烛光集会的维多利亚公园球场，就被其他团体租用作嘉年华活动场地。
在一个言论自由愈见萎缩的地方，要继续纪念三十多年前失去生命的一群，向死难者家属公开表达一份伤痛里同行的心意，愈见不容易。是什么推动人仍然愿意心怀烛光，在那追寻和平与公义的道路上，与哀哭者同哭，让受逼迫者不被遗忘？是那份藏于世人心底的怜悯与恻隐？是那份人皆共鸣的公义与自由？是因为上主将一份对永恒的向往置于世人心里？还是因为认识上主的人明白，每颗忧伤的眼泪，每句寻求公道的呼求，创天造地的上主都总不轻看？
制度的好坏，是人性善恶的延续。在人类历史里，制度所容许的自由空间，并非一成不变，有愈见豁然开朗的一刻，亦有倒退之时。不过，人性中的良善，对和平与正义的追求，是否只是因为制度与环境的许可和引导而出现？还是因为人按上主形象而被造，因为人与上主所建立的关系，同感一灵，无论制度与环境如何，总会寻找践行生命之道的可能？这是人生智慧的问题，也是信仰生命的问题。
当环境愈见黑暗，就更要为光明留空间，在世人心里，在集体记忆之中，记住有什么价值普世皆然，记住有什么历史创伤不要覆辙重蹈，记住有什么理想可以薪火相传，记住「光照在黑暗中，黑暗不能胜过光」（约一5，《新译本》）。在历史长河里，没有永续的政权，人也实在渺小。走在怜悯与公义的道路上，所摆上的努力能有什么成果，实在不是人可以控制得到。不过，认识上主的人，不单止追求无愧于心，更相信每一点的心思与努力、忍耐与坚毅，上主都可以使用，好撰写历史最后的一章。
「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上帝，也归与羔羊！』……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上帝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事奉他。坐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上帝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启七9-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