卅四年前的六月三日晚，戒嚴部隊開始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及周邊地區武力清場，以坦克和子彈結束了席捲全國數月的八九民運，也結束了很多手無寸鐵者的生命，死傷枕藉，多人因反革命罪名被捕被囚。其後每年六四，當局嚴密管控，死難者家屬常常無法公開悼念，六四相關資訊亦在內地消失無蹤，但歷史的記憶沒有就此結束。每年六月四日在世界各地燃起的悼念燭光，見證多少家散人亡的悲情，盛載多少有血有淚的追思。不想回憶，未敢忘記。
點點六四燭光，一度在南中國一隅的香港年年凝聚，數以萬計，跨越九七。在近年新冠疫情下，特區政府禁止集會。而多年來一直舉辦燭光集會的香港巿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被當局以維護國家安全為理由取締，多名常委被當局以新近訂立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起訴。到今年疫情結束，每年舉辦燭光集會的維多利亞公園球場，就被其他團體租用作嘉年華活動場地。
在一個言論自由愈見萎縮的地方，要繼續紀念三十多年前失去生命的一群，向死難者家屬公開表達一份傷痛裡同行的心意，愈見不容易。是甚麼推動人仍然願意心懷燭光，在那追尋和平與公義的道路上，與哀哭者同哭，讓受逼迫者不被遺忘？是那份藏於世人心底的憐憫與惻隱？是那份人皆共鳴的公義與自由？是因為上主將一份對永恆的嚮往置於世人心裡？還是因為認識上主的人明白，每顆憂傷的眼淚，每句尋求公道的呼求，創天造地的上主都總不輕看？
制度的好壞，是人性善惡的延續。在人類歷史裡，制度所容許的自由空間，並非一成不變，有愈見豁然開朗的一刻，亦有倒退之時。不過，人性中的良善，對和平與正義的追求，是否只是因為制度與環境的許可和引導而出現？還是因為人按上主形象而被造，因為人與上主所建立的關係，同感一靈，無論制度與環境如何，總會尋找踐行生命之道的可能？這是人生智慧的問題，也是信仰生命的問題。
當環境愈見黑暗，就更要為光明留空間，在世人心裡，在集體記憶之中，記住有甚麼價值普世皆然，記住有甚麼歷史創傷不要覆轍重蹈，記住有甚麼理想可以薪火相傳，記住「光照在黑暗中，黑暗不能勝過光」（約一5，《新譯本》）。在歷史長河裡，沒有永續的政權，人也實在渺小。走在憐憫與公義的道路上，所擺上的努力能有甚麼成果，實在不是人可以控制得到。不過，認識上主的人，不單止追求無愧於心，更相信每一點的心思與努力、忍耐與堅毅，上主都可以使用，好撰寫歷史最後的一章。
「此後，我觀看，見有許多的人，沒有人能數過來，是從各國、各族、各民、各方來的，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樹枝，大聲喊著說：『願救恩歸與坐在寶座上我們的上帝，也歸與羔羊！』……長老中有一位問我說：『這些穿白衣的是誰？是從哪裡來的？』我對他說：『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說：『這些人是從大患難中出來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淨了。所以，他們在上帝寶座前，晝夜在他殿中事奉他。坐寶座的要用帳幕覆庇他們。他們不再飢，不再渴；日頭和炎熱也必不傷害他們。因為寶座中的羔羊必牧養他們，領他們到生命水的泉源；上帝也必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啟七9-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