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三日清晨约六时，已经连续第廿三日上班的天星小轮船长锺伟明，在渡轮工作期间被同事发现晕倒，送院不治，遗下母亲、妻子及一对就读初中和小学的儿子。遗属表示，事主没有长期病患，猝死或因长期过度疲劳所致；事主曾向家属慨叹公司人手不足，事主自己亦睡得不好。对于小轮公司安排员工连续上班廿五日才休息五日，工业伤亡权益会表示十分震惊，要求劳工处介入调查船公司有否违反《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并呼吁船公司检讨安排。现行《雇傭条例》要求，连续上班七天就必须放一天假期，但提及「在雇员同意下，雇主可另定休息日」。工业伤亡权益会指，小轮公司的安排即使未有违法，也不代表无问题。而有声称代表工人的团体向传媒表示，有工友反映不希望改变编更安排。
七天工作一天休息的法例，订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然而在接近五十年后的香港，法例背后那份避免雇员过劳的精神，仍有未能得以实践的时候，难言合情合理。我们相信，刚于上月加价的天星小轮，绝对有能力让员工的工作条件比「工作廿五日休息五日」更好；相信员工不会反对工作条件变好，船公司也可以避免乘客有乘搭「血汗小轮」的感觉。
另一方面，由于工作过劳目前并非香港法例所认定的职业病，要证明猝死与工作有关亦相当困难。据工业伤亡权益会的数字，每年八、九十宗工作期间猝死的个案之中，当局基本上都以「个人疾病」作结，家属也无法得到赔偿。在今时今日的香港，生活指数仍然位处全球首列，最低工资又远远追不上基本生活所需，结果基层人士的工时不断延长，要长时间兼职维持生计的情况比比皆是。即使长工时与猝死的医学关系有待百份百确定，但如何避免长工时成为压垮工友的最后一根稻草，对于这个城巿的的弱势一群，攸关性命，更攸关生活质素以及家庭关系。
的确，法例所列的权益与保障，很多时只是沦为一条让人难堪的底线，有时这底线还会被随意诠释，变得虚空。要让事情变得合情合理，还需要各方（尤其是有能力的一方）在底线之上作付出多一点的努力与承担。然而，在劳方没有集体谈判权、议价能力偏低的当下，掌权的人责任就更加重大。昔日以赛亚先知给所多玛的官长和蛾摩拉的百姓的话，今天听来仍然铿锵有力：「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辨屈。」（赛一17）活在这个在很多方面都正在倒退的城巿，人心对公义与怜悯的追求，更加不要倒退；这既是让众人在困境之中可以相濡以沫，也让那些值得追求的生命价值——像慈悲、像信实——能够在民间社会里得以存留；让更多的人可以在黑暗之中，活得更接近那位公义与慈爱的上主，哪怕只是多一点点。律法只是叫人知罪，他才是那位叫人得称为义的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