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三日清晨約六時，已經連續第廿三日上班的天星小輪船長鍾偉明，在渡輪工作期間被同事發現暈倒，送院不治，遺下母親、妻子及一對就讀初中和小學的兒子。遺屬表示，事主沒有長期病患，猝死或因長期過度疲勞所致；事主曾向家屬慨歎公司人手不足，事主自己亦睡得不好。對於小輪公司安排員工連續上班廿五日才休息五日，工業傷亡權益會表示十分震驚，要求勞工處介入調查船公司有否違反《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並呼籲船公司檢討安排。現行《僱傭條例》要求，連續上班七天就必須放一天假期，但提及「在僱員同意下，僱主可另定休息日」。工業傷亡權益會指，小輪公司的安排即使未有違法，也不代表無問題。而有聲稱代表工人的團體向傳媒表示，有工友反映不希望改變編更安排。
七天工作一天休息的法例，訂立於上世紀七十年代。然而在接近五十年後的香港，法例背後那份避免僱員過勞的精神，仍有未能得以實踐的時候，難言合情合理。我們相信，剛於上月加價的天星小輪，絕對有能力讓員工的工作條件比「工作廿五日休息五日」更好；相信員工不會反對工作條件變好，船公司也可以避免乘客有乘搭「血汗小輪」的感覺。
另一方面，由於工作過勞目前並非香港法例所認定的職業病，要證明猝死與工作有關亦相當困難。據工業傷亡權益會的數字，每年八、九十宗工作期間猝死的個案之中，當局基本上都以「個人疾病」作結，家屬也無法得到賠償。在今時今日的香港，生活指數仍然位處全球首列，最低工資又遠遠追不上基本生活所需，結果基層人士的工時不斷延長，要長時間兼職維持生計的情況比比皆是。即使長工時與猝死的醫學關係有待百份百確定，但如何避免長工時成為壓垮工友的最後一根稻草，對於這個城巿的的弱勢一群，攸關性命，更攸關生活質素以及家庭關係。
的確，法例所列的權益與保障，很多時只是淪為一條讓人難堪的底線，有時這底線還會被隨意詮釋，變得虛空。要讓事情變得合情合理，還需要各方（尤其是有能力的一方）在底線之上作付出多一點的努力與承擔。然而，在勞方沒有集體談判權、議價能力偏低的當下，掌權的人責任就更加重大。昔日以賽亞先知給所多瑪的官長和蛾摩拉的百姓的話，今天聽來仍然鏗鏘有力：「學習行善，尋求公平，解救受欺壓的；給孤兒伸冤，為寡婦辨屈。」（賽一17）活在這個在很多方面都正在倒退的城巿，人心對公義與憐憫的追求，更加不要倒退；這既是讓眾人在困境之中可以相濡以沫，也讓那些值得追求的生命價值——像慈悲、像信實——能夠在民間社會裡得以存留；讓更多的人可以在黑暗之中，活得更接近那位公義與慈愛的上主，哪怕只是多一點點。律法只是叫人知罪，祂才是那位叫人得稱為義的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