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因为拍摄伦理风波而煞停公映的校园纪录片《给十九岁的我》，在校方曾表明拒交内容评审和不接受奖项的情况下，获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发最佳电影。得奖的消息、领奖制作人员在台上以受害人自居的发言，还有校方随后的致谢声明，就像在本地社交媒体接连投下震撼弹，激起众怒。对于制作团队至今仍未有就有关电影的拍摄伦理问题表达出真诚反省和歉意，我们非常遗憾；对于事件出自一间开基百年的教会学校，我们非常难过。
关于纪录片拍摄伦理的问题，以及制作团队为何在尚未集齐同意书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公映的问题，早前坊间讨论已有不少。《给十九岁的我》制作团队在颁奖台上表示「拍咗先算，剪咗先算，上咗先算」，这跟一套尊重被拍摄者意愿的纪录片要秉持的伦理态度，距离之大实在明显不过。更何况，即使在今天的香港电影小阳春里，其实仍然有多齣本地制作的社会纪录片，正面对近年出现的种种政治红线，至今未能上映。今次获奖者的说话，不单止与拒绝公映的被拍摄者意愿不符，也跟不少电影同业的经验不符；向伤口所灑的盐，不单落在当事人身上，其实也落在一众伤痕纍纍的文化工作者以至文化消费者身上。众怒背后的那份严厉道德谴责，实在不难明白，并非无可理喻。
在今时今日的香港，在这个崩坏得难以辨认的时代，民间社会更要警醒权力的腐化，更要自觉守护弱小，自发地尊重他人权利。作为民间社会的一员，教会学校原本就肩担起照顾学生福祉之责，见证真理如何让人得自由，以至与民间社会其他成员达致互相守望之效。然而今次事件中，当部份持份者至今仍未搞清楚问题所在，相关的困扰恐怕仍会萦迴不散，未有了结的一天。这根刺，能否成为众人的提醒，日后在守望众人权利的事情上要更为谨慎？能否让更多手握文化权力者有多一点自省与自限，不让「都系为你好」沦为情绪勒索的代名词？这些涉及人际信任与共善的问题，不单止学校要自我诘问；今时今日本地民间社会的每一位成员，更加要抚心自问。
倘若这城的文化多元氛围仍然得到秉持，或许总可以容纳到对纪录片和被访者权利有不同了解的文化生产者，然而文化受众也可以运用他们的消费者权力，自由选择支持谁的电影、支持哪一类文化价值与意义；让众人的道德判断成为良心自由的彰显，而不必成为教人你死我活的凶器。在这层意义上，综观近期的本地电影小阳春，本地文化的世代交替并没有停止过：讨厌欺压与特权，告别裙带与包庇；期望尊重与真实，期望更多的坚持与守望。这里没有所谓青黄不接，大抵大家都不再以承接制度为目标，而是在困难里行使自由之时，彰显生命的美善与实在。
新世代总会找到自己的一片天，有一日发扬光大；到时若旧瓶盛载不了新酒，就自制一个新皮袋好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本属自然，只有人间权势才会自以为可以万世千秋。倒是制度中人要加倍自省，在自以为替承传而奔波的路途上，其实在承传什么。作为教会建制中人的信徒教牧领袖，也要时刻在上主面前如此自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