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因為拍攝倫理風波而煞停公映的校園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在校方曾表明拒交內容評審和不接受獎項的情況下，獲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發最佳電影。得獎的消息、領獎製作人員在台上以受害人自居的發言，還有校方隨後的致謝聲明，就像在本地社交媒體接連投下震撼彈，激起眾怒。對於製作團隊至今仍未有就有關電影的拍攝倫理問題表達出真誠反省和歉意，我們非常遺憾；對於事件出自一間開基百年的教會學校，我們非常難過。
關於紀錄片拍攝倫理的問題，以及製作團隊為何在尚未集齊同意書的情況下仍然堅持公映的問題，早前坊間討論已有不少。《給十九歲的我》製作團隊在頒獎台上表示「拍咗先算，剪咗先算，上咗先算」，這跟一套尊重被拍攝者意願的紀錄片要秉持的倫理態度，距離之大實在明顯不過。更何況，即使在今天的香港電影小陽春裡，其實仍然有多齣本地製作的社會紀錄片，正面對近年出現的種種政治紅線，至今未能上映。今次獲獎者的說話，不單止與拒絕公映的被拍攝者意願不符，也跟不少電影同業的經驗不符；向傷口所灑的鹽，不單落在當事人身上，其實也落在一眾傷痕纍纍的文化工作者以至文化消費者身上。眾怒背後的那份嚴厲道德譴責，實在不難明白，並非無可理喻。
在今時今日的香港，在這個崩壞得難以辨認的時代，民間社會更要警醒權力的腐化，更要自覺守護弱小，自發地尊重他人權利。作為民間社會的一員，教會學校原本就肩擔起照顧學生福祉之責，見證真理如何讓人得自由，以至與民間社會其他成員達致互相守望之效。然而今次事件中，當部份持份者至今仍未搞清楚問題所在，相關的困擾恐怕仍會縈迴不散，未有了結的一天。這根刺，能否成為眾人的提醒，日後在守望眾人權利的事情上要更為謹慎？能否讓更多手握文化權力者有多一點自省與自限，不讓「都係為你好」淪為情緒勒索的代名詞？這些涉及人際信任與共善的問題，不單止學校要自我詰問；今時今日本地民間社會的每一位成員，更加要撫心自問。
倘若這城的文化多元氛圍仍然得到秉持，或許總可以容納到對紀錄片和被訪者權利有不同了解的文化生產者，然而文化受眾也可以運用他們的消費者權力，自由選擇支持誰的電影、支持哪一類文化價值與意義；讓眾人的道德判斷成為良心自由的彰顯，而不必成為教人你死我活的兇器。在這層意義上，綜觀近期的本地電影小陽春，本地文化的世代交替並沒有停止過：討厭欺壓與特權，告別裙帶與包庇；期望尊重與真實，期望更多的堅持與守望。這裡沒有所謂青黃不接，大抵大家都不再以承接制度為目標，而是在困難裡行使自由之時，彰顯生命的美善與實在。
新世代總會找到自己的一片天，有一日發揚光大；到時若舊瓶盛載不了新酒，就自製一個新皮袋好了。他必興旺，我必衰微，本屬自然，只有人間權勢才會自以為可以萬世千秋。倒是制度中人要加倍自省，在自以為替承傳而奔波的路途上，其實在承傳甚麼。作為教會建制中人的信徒教牧領袖，也要時刻在上主面前如此自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