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论坛讯】近代历史中，无数基督教先贤的故事，能为我们今天思考如何在社会见证基督带来启迪。早前，「省港基督教先贤」讲座的讲员浅谈他们对十九至二十世纪期间多位广州和香港基督教人物的研究成果点滴。其中，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牧师、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前社长翁传铿提及曾任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总干事、基督教协进会主席的汪彼得牧师积极回应社会需要，积极办学和开拓社会服务，又认为香港应是没有城墙、不受阻隔的城市。他希望借着今次对多位穗港基督教人物研究和出版工作，令年轻一代明白两地教会关系密切、「血浓于水」。
翁传铿：盼年轻信徒明白粤港教会血浓于水
今次讲座中，讲员分享的片段和内容，是来自基督教文艺出版社的《省港基督教先贤》一书，作者们就多位人物进行研究和撰文讲述。策划此书和研究计划的翁傅铿说，他有次到广州教会讲道，与广州市基督教两会主席冯浩牧师閒谈时，「不记得是谁提出了（省港基督教先贤研究）这主题。当下大家一拍即合，随即便正式签约，开始研究。」他说起初大家只是想作坟场研究，但后来发现有好些值得研究的人物不在坟场範围内，便决定扩大研究範围。他希望借此计划探讨省港两地基督教的根源，帮助年轻一代信徒明白两地教会血浓于水。
至于选择研究人物的标准，翁傅铿说主要是看有没有代表性。以汪彼得为例，他无论在香港还是内地的教会都得到很大的认可。另外，研究团队也要尊重广州教会的意见，有些当地教会的重要领袖必然是研究对象，例如熊真沛、胡翼云、招观海等等。翁傅铿希望这次研究能够承先启后。
汪彼得：没有城墙的服侍
在讲座中，翁传铿讲述的人物是曾任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总干事、基督教协进会主席的汪彼得牧师。汪彼得毕生强调「没有城墙」的事奉。在五十年代的一次讲道中，他引用撒二1-13为中心教训，指出：「耶路撒冷不应是一个堡垒，而是一个没有城墙的城。」三十年后，他在一九八〇年香港基督教协进会的教会使命谘询会议中，又再以先知撒迦利亚的洞见作出提醒：「香港应是一个没有城墙，内外不受阻隔的城市」，并鼓励香港教会「站在中国同胞中传道服务。」在中国教会与香港教会恢复往来后，一九八一年，他邀请中国教会代表团访港。
除了具备合一精神，翁传铿指汪彼得亦非常积极回应社会需要。他在出任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总干事的首三年，已着手整顿当时区会在新界开办的五所津贴小学。在五十年代末，为响应世界难民年，汪彼得更设立社会福利部，主办了一系列的社会服务，例如家庭福利会、天台学校、福利站、徙置区学校及汽车机械训练班。
翁传铿也分享了一些汪彼得的轶事。他提到汪彼得非常愿意提拔后辈。当年翁传铿打算报读神学，在区会的面试上被问到领受到什么异象，他回答不上，汪彼得见状便马上站起来为讲者解围：「年轻人愿意奉献四年青春来装备自己是一件好事，即使毕业后不牧会，也可以到学校当宗教科主任，反正我们辖下有很多学校，我们为何不培育一个人材呢？」其后讲者通过区会的面试，成功报读神学。
另外，翁传铿亦提到汪彼得是一个纪律严明的人。汪彼得十分注重守时，他每天早上都会亲自在站办公室门口检查谁人上班迟到，屡次迟到者会被他要求周末加班，不但如此，他连下班也要求准时，只要下班时间一到，他便会立即锁上办公室大门。此外，汪彼得公私分明，非常廉洁。他时常告诫同工，除非需要寄公函，否则不要因贪方便而使用教会的信纸、邮票，因为那是教会的财物。
讲者又提到，汪彼得的胸襟非常广阔。由于善于交际，汪彼得能经常为教会筹措大量经费，但所得款项却不一定留给自己所服侍的区会，反而会把款项奉献给其他更有需要的团体。
翁传铿
谭沃心：基督教信仰能在动盪时局中安稳人心
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牧师、建道神学院中国文化研究系副教授陈智衡博士介绍莫寿增时形容，他是一位有远见的领袖。在1907年以前，广州没有圣公会的教堂，因为当时的圣公会领袖认为广州教会林立，故此没有必要再到广州建立基址。但莫寿增却持相反意见，极力说服时任圣公会主教霍约瑟在广州建立圣公会教堂，因为他认为广州是「南中国的咽喉重地......如有基址，可以居中策应，内地各处之教勉，亦可以籍此联络，于教务之盛衰大有关系」。莫寿增随后举家迁往广州，担任圣公会救主堂的开荒工作。
此外，莫寿增非常关心国家。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曾说：「基督徒如不能死于战场，亦当供献其财产以保卫国家及救济一切受伤之兵士及难民与患病之人。」他鼓励信徒为国家热切祈祷，但同时提醒信徒若「祈祷只在言语一方面尽力而不在行为上实行，其所祷告者非基督徒之祈祷也。」莫寿增对自己的教导，是身体力行地实践。在他获祝圣成为圣公会会督时，会友曾送给他一条金十字架项炼。但后来会友发现莫寿增并没有将项炼挂在颈上，追问之下，方知道他已经把金十字架熔掉变卖，并将所得收入捐给抗日组织。后来他再获赠银十字架，他亦照样熔掉。最后会友无奈之下，只好送木十字给他。
陈智衡随后介绍谭沃心牧师。谭沃心在芝加哥神学院取得神学学士后便回流广州，然后获按立为牧师，受聘为广州协和神学院老师，同时参与光孝堂的建堂工作。他对当时民众的心灵需要有敏锐的掌握，指出「人们既感受着不满意和不安宁，便不能不在精神上找寻希望与要求出路，今日的民众确实渴望一种福音── 一种能给他们以生活的平安的福音。」他相信基督教信仰能够在动盪时局中安稳人心。谭沃心对中国未来充满盼望，提出新中国的运动应由「形式的革命」转向「人心的革命」，认为「人不革心，必不能见到新中国」，并鼓励信徒能在国难当中，学效耶稣基督舍身救众的精神。他另有介绍梁小初和李启荣。
陈智衡
伍廷芳：抨击基督教者不应执着于个别品行不佳信徒
中华基督教礼贤会慈云山堂宣教师、香港信义宗神学院客席讲师胡健斌主要讲述伍廷芳的事迹，他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中非常活跃。伍廷芳原先在时任港督轩尼诗手下担任华民政务司，但因为想改革当时中国的流弊，更新中国文化，于是后来便接受李鸿章邀请，担任其幕僚，并受清廷委任成为驻外公使。时至武昌起义爆发，伍廷芳宣布赞成共和，并出任于南京新成立的临时政府的司法总长，后来由于认同民主价值，便参与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反对段祺瑞解散国会。
虽然现时没有确切证据证明伍廷芳已经受洗，但他「基督在心，仁爱有嘉」，其生平事迹充份流露出他深受基督教信仰影响。例如，当有人攻击基督教，说信徒并非个个也是好人时，他便护教心切地指出：「说基督教对于脆弱的人非常高深，并非所有基督徒都遵照基督的信徒行事，就像承认中国的儒教徒并不完全遵行孔子的说教一样，这决不是什么耻辱或见不得人的事。」他认为抨击基督教者不应执着于个别品行不佳的信徒，而一竹篙打翻一船人。后来伍廷芳又参与「证道学」（相当于今日的「神智学」〔Theosophy〕）的研究，其学说主张天地间有一至高的主宰、人的灵魂不灭以及最后有绝对公正的善恶果报等等类似基督教神学的思想。他亦时常在演讲中引用圣经。
基督教文化学会会长李志刚牧师则简述了多位先贤的事迹，包括梁发、陈观海、宋居仁、杨双甫。他指出，香港与广州之间是一个「双城」关系。鸦片战争后，广州成为基督教在华南传教的中心，而香港则是来华宣教士进入广州的「跳板」。这个「双城」关系是理解基督教来华发展的关键。
胡健斌
李志刚
讲座于二月十七日晚上假中华基督教会望觉堂举行，由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基督教文化学会、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及建道神学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合办，约二十人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