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論壇訊】近代歷史中，無數基督教先賢的故事，能為我們今天思考如何在社會見證基督帶來啟迪。早前，「省港基督教先賢」講座的講員淺談他們對十九至二十世紀期間多位廣州和香港基督教人物的研究成果點滴。其中，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牧師、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前社長翁傳鏗提及曾任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總幹事、基督教協進會主席的汪彼得牧師積極回應社會需要，積極辦學和開拓社會服務，又認為香港應是沒有城牆、不受阻隔的城市。他希望藉著今次對多位穗港基督教人物研究和出版工作，令年輕一代明白兩地教會關係密切、「血濃於水」。
翁傳鏗：盼年輕信徒明白粵港教會血濃於水
今次講座中，講員分享的片段和內容，是來自基督教文藝出版社的《省港基督教先賢》一書，作者們就多位人物進行研究和撰文講述。策劃此書和研究計劃的翁傅鏗說，他有次到廣州教會講道，與廣州市基督教兩會主席馮浩牧師閒談時，「不記得是誰提出了（省港基督教先賢研究）這主題。當下大家一拍即合，隨即便正式簽約，開始研究。」他說起初大家只是想作墳場研究，但後來發現有好些值得研究的人物不在墳場範圍內，便決定擴大研究範圍。他希望藉此計劃探討省港兩地基督教的根源，幫助年輕一代信徒明白兩地教會血濃於水。
至於選擇研究人物的標準，翁傅鏗說主要是看有沒有代表性。以汪彼得為例，他無論在香港還是內地的教會都得到很大的認可。另外，研究團隊也要尊重廣州教會的意見，有些當地教會的重要領袖必然是研究對象，例如熊真沛、胡翼雲、招觀海等等。翁傅鏗希望這次研究能夠承先啟後。
汪彼得：沒有城牆的服侍
在講座中，翁傳鏗講述的人物是曾任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總幹事、基督教協進會主席的汪彼得牧師。汪彼得畢生強調「沒有城牆」的事奉。在五十年代的一次講道中，他引用撒二1-13為中心教訓，指出：「耶路撒冷不應是一個堡壘，而是一個沒有城牆的城。」三十年後，他在一九八〇年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的教會使命諮詢會議中，又再以先知撒迦利亞的洞見作出提醒：「香港應是一個沒有城牆，內外不受阻隔的城市」，並鼓勵香港教會「站在中國同胞中傳道服務。」在中國教會與香港教會恢復往來後，一九八一年，他邀請中國教會代表團訪港。
除了具備合一精神，翁傳鏗指汪彼得亦非常積極回應社會需要。他在出任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總幹事的首三年，已著手整頓當時區會在新界開辦的五所津貼小學。在五十年代末，為響應世界難民年，汪彼得更設立社會福利部，主辦了一系列的社會服務，例如家庭福利會、天台學校、福利站、徙置區學校及汽車機械訓練班。
翁傳鏗也分享了一些汪彼得的軼事。他提到汪彼得非常願意提拔後輩。當年翁傳鏗打算報讀神學，在區會的面試上被問到領受到甚麼異象，他回答不上，汪彼得見狀便馬上站起來為講者解圍：「年輕人願意奉獻四年青春來裝備自己是一件好事，即使畢業後不牧會，也可以到學校當宗教科主任，反正我們轄下有很多學校，我們為何不培育一個人材呢？」其後講者通過區會的面試，成功報讀神學。
另外，翁傳鏗亦提到汪彼得是一個紀律嚴明的人。汪彼得十分注重守時，他每天早上都會親自在站辦公室門口檢查誰人上班遲到，屢次遲到者會被他要求週末加班，不但如此，他連下班也要求準時，只要下班時間一到，他便會立即鎖上辦公室大門。此外，汪彼得公私分明，非常廉潔。他時常告誡同工，除非需要寄公函，否則不要因貪方便而使用教會的信紙、郵票，因為那是教會的財物。
講者又提到，汪彼得的胸襟非常廣闊。由於善於交際，汪彼得能經常為教會籌措大量經費，但所得款項卻不一定留給自己所服侍的區會，反而會把款項奉獻給其他更有需要的團體。
翁傳鏗
譚沃心：基督教信仰能在動盪時局中安穩人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牧師、建道神學院中國文化研究系副教授陳智衡博士介紹莫壽增時形容，他是一位有遠見的領袖。在1907年以前，廣州沒有聖公會的教堂，因為當時的聖公會領袖認為廣州教會林立，故此沒有必要再到廣州建立基址。但莫壽增卻持相反意見，極力說服時任聖公會主教霍約瑟在廣州建立聖公會教堂，因為他認為廣州是「南中國的咽喉重地......如有基址，可以居中策應，內地各處之教勉，亦可以籍此聯絡，於教務之盛衰大有關係」。莫壽增隨後舉家遷往廣州，擔任聖公會救主堂的開荒工作。
此外，莫壽增非常關心國家。在抗日戰爭期間，他曾說：「基督徒如不能死於戰場，亦當供獻其財產以保衛國家及救濟一切受傷之兵士及難民與患病之人。」他鼓勵信徒為國家熱切祈禱，但同時提醒信徒若「祈禱只在言語一方面盡力而不在行為上實行，其所禱告者非基督徒之祈禱也。」莫壽增對自己的教導，是身體力行地實踐。在他獲祝聖成為聖公會會督時，會友曾送給他一條金十字架項鍊。但後來會友發現莫壽增並沒有將項鍊掛在頸上，追問之下，方知道他已經把金十字架熔掉變賣，並將所得收入捐給抗日組織。後來他再獲贈銀十字架，他亦照樣熔掉。最後會友無奈之下，只好送木十字給他。
陳智衡隨後介紹譚沃心牧師。譚沃心在芝加哥神學院取得神學學士後便回流廣州，然後獲按立為牧師，受聘為廣州協和神學院老師，同時參與光孝堂的建堂工作。他對當時民眾的心靈需要有敏銳的掌握，指出「人們既感受著不滿意和不安寧，便不能不在精神上找尋希望與要求出路，今日的民眾確實渴望一種福音── 一種能給他們以生活的平安的福音。」他相信基督教信仰能夠在動盪時局中安穩人心。譚沃心對中國未來充滿盼望，提出新中國的運動應由「形式的革命」轉向「人心的革命」，認為「人不革心，必不能見到新中國」，並鼓勵信徒能在國難當中，學效耶穌基督捨身救眾的精神。他另有介紹梁小初和李啟榮。
陳智衡
伍廷芳：抨擊基督教者不應執著於個別品行不佳信徒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慈雲山堂宣教師、香港信義宗神學院客席講師胡健斌主要講述伍廷芳的事蹟，他於當時的政治環境中非常活躍。伍廷芳原先在時任港督軒尼詩手下擔任華民政務司，但因為想改革當時中國的流弊，更新中國文化，於是後來便接受李鴻章邀請，擔任其幕僚，並受清廷委任成為駐外公使。時至武昌起義爆發，伍廷芳宣佈贊成共和，並出任於南京新成立的臨時政府的司法總長，後來由於認同民主價值，便參與孫中山的護法運動，反對段祺瑞解散國會。
雖然現時沒有確切證據證明伍廷芳已經受洗，但他「基督在心，仁愛有嘉」，其生平事跡充份流露出他深受基督教信仰影響。例如，當有人攻擊基督教，說信徒並非個個也是好人時，他便護教心切地指出：「說基督教對於脆弱的人非常高深，並非所有基督徒都遵照基督的信徒行事，就像承認中國的儒教徒並不完全遵行孔子的說教一樣，這決不是甚麼恥辱或見不得人的事。」他認為抨擊基督教者不應執著於個別品行不佳的信徒，而一竹篙打翻一船人。後來伍廷芳又參與「證道學」（相當於今日的「神智學」〔Theosophy〕）的研究，其學說主張天地間有一至高的主宰、人的靈魂不滅以及最後有絕對公正的善惡果報等等類似基督教神學的思想。他亦時常在演講中引用聖經。
基督教文化學會會長李志剛牧師則簡述了多位先賢的事蹟，包括梁發、陳觀海、宋居仁、楊雙甫。他指出，香港與廣州之間是一個「雙城」關係。鴉片戰爭後，廣州成為基督教在華南傳教的中心，而香港則是來華宣教士進入廣州的「跳板」。這個「雙城」關係是理解基督教來華發展的關鍵。
胡健斌
李志剛
講座於二月十七日晚上假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堂舉行，由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基督教文化學會、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及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合辦，約二十人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