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一日，特区政府正式撤销「口罩令」，但近日在街道上和公共交通工具中，仍有不少人继续佩戴口罩。
理性上，佩戴口罩的防疫作用愈受质疑。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临床副教授兼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栢良医生于二月廿七日在商台节目表示，香港市民在食肆脱下口罩聚餐已是常态，即使他们在其他场合戴回口罩，这种行为所起的额外保护作用已不大，因此戴口罩已沦为「形式主义」。然而，为何不少市民在「口罩令」不复存在后，仍然继续佩戴口罩呢？
人类思维和行为易有多重矛盾性
首先，个人以至群体有不少思维和行为是惯性主导的。专注研究公共衞生学的陈盈博士三月五日在《明报》发表一篇题为〈戴定唔戴，几时先好戴？撤口罩令后港人复常之路〉的文章声称，过往几年，不少留下来的港人已建立了戴口罩的习惯，戴口罩什至让他们有更高的安全感。香港研究协会近日公布的调查结果亦显示，在一千零八十名受访者中，有78%表示「一定会」或者「多数会」继续戴口罩，而他们声称会继续戴口罩的三大主因，分别是「减少病毒传播」（48%）、「比较有安全感」（31%）和「已经成为习惯」（12%）。也就是说，虽然在不少情况下戴口罩的实际作用已不大，但很多市民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摆脱这种惯性思维。有些人亦可能出于为他人着想，或担心他人目光的缘故而继续戴口罩。此外，这种现象或多或少与羊群效应有关，加上香港是人多挤迫的城市，香港市民可能较其他人口稀疏的地方的民众，须更多时间克服脱下口罩的心理关口。
在个人健康方面，惯性思维╱行为与理性存有张力的情况并不罕见。比方说，研究显示烧味肉类和加工肉类也含有大量致癌物质，世界衞生组织更在二〇一五年已把香肠、火腿及烟肉等加工肉列为与烟草同级的致癌物，但不少市民仍不会戒掉吃烧味肉类和加工肉类的习惯。又例如，不少人一方面因坐姿不良引起各种痛症而需要求诊，另一方面难以戒掉惯性的不良坐姿。由此可见，不少人既对个人健康有一定程度的重视，但亦不时做出一些损害个人健康的行为。
更广泛而言，现实生活中，人类社群一方面需要透过理性的方式寻求真相，从而改变什或淘汰某些过时的思维╱行为，另一方面仍留有不少根深柢固的惯性思维╱行为，即使未必经得起理性的考验，也难以一时三刻作出改变。自由主义和家长主义对处理惯性思维╱行为与理性之间的张力有不同的看法。自由主义者倾向提倡容让个体（尤其成年人）自由作出选择，即使有些人的选择与管治者的期望有落差，管治者仍然会以宽容的态度回应他们的选择。家长主义者则较倾向把自己认为优良的标准加诸在受众身上。（虽然不同的自由主义者和家长主义者对宽容和管制的标准会有一定的差异，但本文暂且不太深入介绍箇中的差别）。
自由主义和家长主义之辩
以戴口罩为例，世纪疫情爆发初期，单靠市民自律，明显不足以防範病毒传播，而市民的自由选择很有可能令他人和公共医疗系统产生明显的额外负担，因此以家长式管治的手法颁布「口罩令」有较强的理据基础（不表示毫无争议）。然而，由于近月在港戴口罩的额外保护作用已不大，维持「口罩令」便是以家长式管治的手法，把非理性的惯性思维强加在民众身上。
不过，即使戴口罩的额外保护作用已不大，港府又已撤销了「口罩令」，民众继续戴口罩又是否不能被接受呢？在此值得提及的是，多个调查结果和初步推断都显示，民众继续戴口罩的原因也不是单纯基于个人及公共衞生的考虑。日本政府早前宣布在三月十三日起解除口罩令，但当地有调查指，大部份受访者都不愿意除下口罩，其中三大原因分别是尴尬、对自己的外表缺乏信心，以及在意他人的目光。从个人成长心理学的角度而言，这自然不是理想的状况。部份家长主义者什至可能会主张以强硬的手法，禁止民众以非公共衞生的理由继续戴口罩，以免社群出现大量不够自信的市民。然而，自由主义者主要反对的是管治者把自己认为优良的标准强加在大众身上，而非民众在个人层面保持惯性的思维╱行为（特别是那些思维╱行为对他人的伤害程度愈低的时候）。目前市民外出时是否继续戴口罩，就好像在摄氏温度大约二十度的情况下选择穿多少衣服那样，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想法和抉择，而不同的人在心底里也可能认为自己的选择较其他人正确（什或有点不屑其他人与自己的选择有所不同），但不论政府以公共卫生理由延长「口罩令」，还是强制不准市民在外出期间戴口罩，也难有充份的理据去作解说（当然，若然日后疫情的杀伤力进一步下降，也许有环保人士会批评继续戴即弃口罩会对地球造成破坏）。
又以饮食习惯为例，自由主义者倾向认为，个体固然有自由选择健康的饮食方式，政府和教育机构亦可把健康饮食的资讯传递给大众，但若然有人选择维持经常进食烧味肉类和加工肉类的习惯，自由主义者仍倾向尊重那些人的选择。家长主义者则倾向提倡不同程度的健康饮食监管，例如向售卖烧味肉类和加工肉类的持份者征收税项、禁止餐饮商向未成年学生提供不健康的食物等。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大众较常认为外国的自由程度较高，但外国并不乏试图以家长式管治的手段减低学生接触到不健康食物的机会的案例，例如英格兰各个地方政府由二〇一〇年三月起禁止在学校、青年俱乐部和公园範围方圆四百码内开设新的快餐店和零食店，新加坡政府更严禁在校园内售卖不健康的食品。
在香港，政府已实施征收烟草税和禁止商店向未成年人士售卖烟草产品多年。另外，二〇二二年四月三十日起，香港政府全面禁止售卖任何电子烟、加热烟及草本烟产品。然而，若然政府进一步加强健康饮食监管的程度，民众对此的反应也许与对政府监管烟草产品的态度截然不同。
以惯性思维实行家长主义最受非议
事实上，自由主义与家长主义的争辩已深入日常生活多个层面，健康管理的手法只是众多例子之一。家长主义者对自由主义者的最主要批评，是容让大众的自由选择对群体造成伤害。自由主义者则回应指，个体并不一定需要每件事都作出百份百正确的选择，亦不是每件事必然有对错之分。更何况，当在上位者以惯性思维实行家长式管治时，问题亦显而易见，其严重性什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大部份人而言，家庭和学校是最常接触到的社教化媒介，但历来不乏父母和日校老师以晓以大义的态度，把理据不充份的惯性思维强加在未成年人士的情况，让处于弱势的后者承受巨大且不合理的心理负担。
家庭方面，家长以情绪化责骂与不合比例原则的处罚方式，来处理子女行为的现象，至今仍是Google的热门搜寻话题，足证相关问题并非特殊的个案。再以健康饮食选择问题为例，家长应对子女的进食行为有多深入的介入干预程度，向来是深奥的学问。有些家长会严禁子女进食任何不健康的食物，亦有些家长不时向子女提供健康的食物，并试图以自己对美食的主观想法说服子女接受；若然子女仍然不接受，便批评他们叛逆或偏食，什至对他们作出惩罚。尤有什者，即使不少家长以扭曲的方式和价值观来教导子女，仍有人会不问情由地以「孝」和「感恩」的教条来道德勒索受压迫的未成年人士。
学校方面，过往有基督教中学严禁学生在校内歌唱比赛选唱任何涉及世俗爱情或其他校方定义为不良意识的流行曲，否则作严厉处分。然而，校方的做法并不一定理据充份。若然校方对不良意识的定义过于空泛，或在实际操作上以断章取义的方式曲解流行曲的歌词内容，那么受罚的学生便会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又例如，目前全港大部份小学和中学都规定女生须穿校裙上学，但到底有什么理据可以证立女生必须穿裙上学的硬性规定呢？笔者从前有位老师对任教的学校充满归属感，那位老师觉得看见学生穿上校服的感觉很亲切，但这只是那位老师的主观想法。逾十年前，平机会替一名女教师起诉一间学校硬性要求她穿裙上班涉歧视，最后案件在庭外和解，现时香港大概没有什么学校斗胆公开要求女性职员必须穿裙上班。若然女教师不一定需要穿裙上班，那么还有什么理据硬性要求女学生上学必须穿裙呢？
简言之，理据不充份的校规又称作「校亏」，意思是校方理亏和亏欠学生。上述例子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当然，在探讨这种问题时，有些人很容易以自己的惯性思维以偏概全或以全概偏：「从前也是这样，我们也是在那种环境长大，有什么问题？有不少人接受到现状，别小题大做。」然而，这种思维只是以个人可以接受的主观标准或习以为常的态度，来否定理性检讨和尊重合理差异的重要性。曾几何时，一代人的惯性行为是认为以体罚惩教子女和学生的方式可取，但如今这样做明显较易引起道德和法律争议（虽然有调查反映，大部份受访者仍然支持体罚的管教方式）。
相对于家庭和教会，（曾）与教会有联系的人可能较少以惯性思维压制理性异议，但这不表示教会在这方面的问题不严重。例如，过往有些文章和坊间讨论批评，部份华人教会教条式要求信徒「十一奉献」，无视处境的差异性：一个月入仅得一万元的人，与一个月入十万元的人每月奉献百份之十的薪俸后的日常生活不可同日而喻，但有些教会以尖酸刻薄的言语谴责未能做到「十一奉献」的低收入人士和批评这项教条的异议者（利申：笔者从前那间教会有不少典型中产教会的问题，但从没有亲耳听闻过有人因没有做到「十一奉献」的标准而遭受惩罚。又或许这样说，笔者从前听过不少讲道是以看见异象的名义呼吁信徒奉献，但教会不会有信徒的收入纪录，亦不会查证信徒是否真的履行「十一奉献」）。
已退休的袁天佑牧师去年八月五日曾发表一篇题为〈不是辖制，而是榜样〉的文章（见本报网站），表示他曾听闻不少教会因执行训导纪律而引起的不愉快事件。诚然，犯错接受适当的惩罚无可厚非。可是，家庭、学校和教会以惯性思维选择性地制定和执行规矩，是常见的毛病，那些规矩除了未必经得起理性的考验外，还很容易让有识之士察觉到制定和执行规矩的人，以避重就轻的方式压迫他人，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圣经不止一次提到，昔日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不时透过订立繁文缛节的道德教条，并高调装作敬虔以突显自己的道德优越感。时至今日，文士和法利赛人仍不曾远去，不少家长、学校和信徒与恶的距离，其实并非相差那么远。
守护自由空间，请支持基督教《时代论坛》
可选择：📲 PayMe 或 💳 网上捐款（信用卡）或
⚡️转数快FPS +852 51100803（注明奉献，如需收据请附姓名及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