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一日，特區政府正式撤銷「口罩令」，但近日在街道上和公共交通工具中，仍有不少人繼續佩戴口罩。
理性上，佩戴口罩的防疫作用愈受質疑。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臨床副教授兼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醫生於二月廿七日在商台節目表示，香港市民在食肆脫下口罩聚餐已是常態，即使他們在其他場合戴回口罩，這種行為所起的額外保護作用已不大，因此戴口罩已淪為「形式主義」。然而，為何不少市民在「口罩令」不復存在後，仍然繼續佩戴口罩呢？
人類思維和行為易有多重矛盾性
首先，個人以至群體有不少思維和行為是慣性主導的。專注研究公共衞生學的陳盈博士三月五日在《明報》發表一篇題為〈戴定唔戴，幾時先好戴？撤口罩令後港人復常之路〉的文章聲稱，過往幾年，不少留下來的港人已建立了戴口罩的習慣，戴口罩甚至讓他們有更高的安全感。香港研究協會近日公佈的調查結果亦顯示，在一千零八十名受訪者中，有78%表示「一定會」或者「多數會」繼續戴口罩，而他們聲稱會繼續戴口罩的三大主因，分別是「減少病毒傳播」（48%）、「比較有安全感」（31%）和「已經成為習慣」（12%）。也就是說，雖然在不少情況下戴口罩的實際作用已不大，但很多市民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擺脫這種慣性思維。有些人亦可能出於為他人著想，或擔心他人目光的緣故而繼續戴口罩。此外，這種現象或多或少與羊群效應有關，加上香港是人多擠迫的城市，香港市民可能較其他人口稀疏的地方的民眾，須更多時間克服脫下口罩的心理關口。
在個人健康方面，慣性思維╱行為與理性存有張力的情況並不罕見。比方說，研究顯示燒味肉類和加工肉類也含有大量致癌物質，世界衞生組織更在二〇一五年已把香腸、火腿及煙肉等加工肉列為與煙草同級的致癌物，但不少市民仍不會戒掉吃燒味肉類和加工肉類的習慣。又例如，不少人一方面因坐姿不良引起各種痛症而需要求診，另一方面難以戒掉慣性的不良坐姿。由此可見，不少人既對個人健康有一定程度的重視，但亦不時做出一些損害個人健康的行為。
更廣泛而言，現實生活中，人類社群一方面需要透過理性的方式尋求真相，從而改變甚或淘汰某些過時的思維╱行為，另一方面仍留有不少根深柢固的慣性思維╱行為，即使未必經得起理性的考驗，也難以一時三刻作出改變。自由主義和家長主義對處理慣性思維╱行為與理性之間的張力有不同的看法。自由主義者傾向提倡容讓個體（尤其成年人）自由作出選擇，即使有些人的選擇與管治者的期望有落差，管治者仍然會以寬容的態度回應他們的選擇。家長主義者則較傾向把自己認為優良的標準加諸在受眾身上。（雖然不同的自由主義者和家長主義者對寬容和管制的標準會有一定的差異，但本文暫且不太深入介紹箇中的差別）。
自由主義和家長主義之辯
以戴口罩為例，世紀疫情爆發初期，單靠市民自律，明顯不足以防範病毒傳播，而市民的自由選擇很有可能令他人和公共醫療系統產生明顯的額外負擔，因此以家長式管治的手法頒佈「口罩令」有較強的理據基礎（不表示毫無爭議）。然而，由於近月在港戴口罩的額外保護作用已不大，維持「口罩令」便是以家長式管治的手法，把非理性的慣性思維強加在民眾身上。
不過，即使戴口罩的額外保護作用已不大，港府又已撤銷了「口罩令」，民眾繼續戴口罩又是否不能被接受呢？在此值得提及的是，多個調查結果和初步推斷都顯示，民眾繼續戴口罩的原因也不是單純基於個人及公共衞生的考慮。日本政府早前宣佈在三月十三日起解除口罩令，但當地有調查指，大部份受訪者都不願意除下口罩，其中三大原因分別是尷尬、對自己的外表缺乏信心，以及在意他人的目光。從個人成長心理學的角度而言，這自然不是理想的狀況。部份家長主義者甚至可能會主張以強硬的手法，禁止民眾以非公共衞生的理由繼續戴口罩，以免社群出現大量不夠自信的市民。然而，自由主義者主要反對的是管治者把自己認為優良的標準強加在大眾身上，而非民眾在個人層面保持慣性的思維╱行為（特別是那些思維╱行為對他人的傷害程度愈低的時候）。目前市民外出時是否繼續戴口罩，就好像在攝氏溫度大約二十度的情況下選擇穿多少衣服那樣，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想法和抉擇，而不同的人在心底裡也可能認為自己的選擇較其他人正確（甚或有點不屑其他人與自己的選擇有所不同），但不論政府以公共衛生理由延長「口罩令」，還是強制不准市民在外出期間戴口罩，也難有充份的理據去作解說（當然，若然日後疫情的殺傷力進一步下降，也許有環保人士會批評繼續戴即棄口罩會對地球造成破壞）。
又以飲食習慣為例，自由主義者傾向認為，個體固然有自由選擇健康的飲食方式，政府和教育機構亦可把健康飲食的資訊傳遞給大眾，但若然有人選擇維持經常進食燒味肉類和加工肉類的習慣，自由主義者仍傾向尊重那些人的選擇。家長主義者則傾向提倡不同程度的健康飲食監管，例如向售賣燒味肉類和加工肉類的持份者徵收稅項、禁止餐飲商向未成年學生提供不健康的食物等。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大眾較常認為外國的自由程度較高，但外國並不乏試圖以家長式管治的手段減低學生接觸到不健康食物的機會的案例，例如英格蘭各個地方政府由二〇一〇年三月起禁止在學校、青年俱樂部和公園範圍方圓四百碼內開設新的快餐店和零食店，新加坡政府更嚴禁在校園內售賣不健康的食品。
在香港，政府已實施徵收煙草稅和禁止商店向未成年人士售賣煙草產品多年。另外，二〇二二年四月三十日起，香港政府全面禁止售賣任何電子煙、加熱煙及草本煙產品。然而，若然政府進一步加強健康飲食監管的程度，民眾對此的反應也許與對政府監管煙草產品的態度截然不同。
以慣性思維實行家長主義最受非議
事實上，自由主義與家長主義的爭辯已深入日常生活多個層面，健康管理的手法只是眾多例子之一。家長主義者對自由主義者的最主要批評，是容讓大眾的自由選擇對群體造成傷害。自由主義者則回應指，個體並不一定需要每件事都作出百份百正確的選擇，亦不是每件事必然有對錯之分。更何況，當在上位者以慣性思維實行家長式管治時，問題亦顯而易見，其嚴重性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對大部份人而言，家庭和學校是最常接觸到的社教化媒介，但歷來不乏父母和日校老師以曉以大義的態度，把理據不充份的慣性思維強加在未成年人士的情況，讓處於弱勢的後者承受巨大且不合理的心理負擔。
家庭方面，家長以情緒化責罵與不合比例原則的處罰方式，來處理子女行為的現象，至今仍是Google的熱門搜尋話題，足證相關問題並非特殊的個案。再以健康飲食選擇問題為例，家長應對子女的進食行為有多深入的介入干預程度，向來是深奧的學問。有些家長會嚴禁子女進食任何不健康的食物，亦有些家長不時向子女提供健康的食物，並試圖以自己對美食的主觀想法說服子女接受；若然子女仍然不接受，便批評他們叛逆或偏食，甚至對他們作出懲罰。尤有甚者，即使不少家長以扭曲的方式和價值觀來教導子女，仍有人會不問情由地以「孝」和「感恩」的教條來道德勒索受壓迫的未成年人士。
學校方面，過往有基督教中學嚴禁學生在校內歌唱比賽選唱任何涉及世俗愛情或其他校方定義為不良意識的流行曲，否則作嚴厲處分。然而，校方的做法並不一定理據充份。若然校方對不良意識的定義過於空泛，或在實際操作上以斷章取義的方式曲解流行曲的歌詞內容，那麼受罰的學生便會受到不公平的對待。又例如，目前全港大部份小學和中學都規定女生須穿校裙上學，但到底有甚麼理據可以證立女生必須穿裙上學的硬性規定呢？筆者從前有位老師對任教的學校充滿歸屬感，那位老師覺得看見學生穿上校服的感覺很親切，但這只是那位老師的主觀想法。逾十年前，平機會替一名女教師起訴一間學校硬性要求她穿裙上班涉歧視，最後案件在庭外和解，現時香港大概沒有甚麼學校斗膽公開要求女性職員必須穿裙上班。若然女教師不一定需要穿裙上班，那麼還有甚麼理據硬性要求女學生上學必須穿裙呢？
簡言之，理據不充份的校規又稱作「校虧」，意思是校方理虧和虧欠學生。上述例子只是問題的冰山一角。當然，在探討這種問題時，有些人很容易以自己的慣性思維以偏概全或以全概偏：「從前也是這樣，我們也是在那種環境長大，有甚麼問題？有不少人接受到現狀，別小題大做。」然而，這種思維只是以個人可以接受的主觀標準或習以為常的態度，來否定理性檢討和尊重合理差異的重要性。曾幾何時，一代人的慣性行為是認為以體罰懲教子女和學生的方式可取，但如今這樣做明顯較易引起道德和法律爭議（雖然有調查反映，大部份受訪者仍然支持體罰的管教方式）。
相對於家庭和教會，（曾）與教會有聯繫的人可能較少以慣性思維壓制理性異議，但這不表示教會在這方面的問題不嚴重。例如，過往有些文章和坊間討論批評，部份華人教會教條式要求信徒「十一奉獻」，無視處境的差異性：一個月入僅得一萬元的人，與一個月入十萬元的人每月奉獻百份之十的薪俸後的日常生活不可同日而喻，但有些教會以尖酸刻薄的言語譴責未能做到「十一奉獻」的低收入人士和批評這項教條的異議者（利申：筆者從前那間教會有不少典型中產教會的問題，但從沒有親耳聽聞過有人因沒有做到「十一奉獻」的標準而遭受懲罰。又或許這樣說，筆者從前聽過不少講道是以看見異象的名義呼籲信徒奉獻，但教會不會有信徒的收入紀錄，亦不會查證信徒是否真的履行「十一奉獻」）。
已退休的袁天佑牧師去年八月五日曾發表一篇題為〈不是轄制，而是榜樣〉的文章（見本報網站），表示他曾聽聞不少教會因執行訓導紀律而引起的不愉快事件。誠然，犯錯接受適當的懲罰無可厚非。可是，家庭、學校和教會以慣性思維選擇性地制定和執行規矩，是常見的毛病，那些規矩除了未必經得起理性的考驗外，還很容易讓有識之士察覺到制定和執行規矩的人，以避重就輕的方式壓迫他人，以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
聖經不止一次提到，昔日的文士和法利賽人不時透過訂立繁文縟節的道德教條，並高調裝作敬虔以突顯自己的道德優越感。時至今日，文士和法利賽人仍不曾遠去，不少家長、學校和信徒與惡的距離，其實並非相差那麼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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