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本地电影出现小阳春，一齣原本票房可期的校园纪录片，在包场及优先场连绵数月而不息之下正式公映，却于四天后在群情汹涌之中被腰斩。当片中的部份主角向坊间媒体表示原来并不同意公映，她们与校方之间多年来的不断妥协与未解张力也得以曝光，公众舆论对电影亦由万众期待变成极度失望什至震怒，所触发的情绪巨浪在社交网络不断洗板。网民要求道歉停播，什至要求香港电影评论学会撤回之前颁发给《给十九岁的我》的年度最佳电影奖项。在这高压日子，大家原本都因着这齣横跨香港十年风雨岁月的生命成长记录，而稍得慰借；却又实在难以接受这样的慰借，原来很有可能建基于少年人私隐权的剥削和伤害之上，无论是有心还是无意。
到底一纸好像平日校园课外活动所用的家长同意书，如何能够延续十年，成为将学生成长岁月的明与暗向公众展现的基础？到后来，在一众主角的第二份同意书还未集齐的情况下，纪录片如何由原本用来给学校筹款的DVD影片，晋身于戏院大银幕公映？当学生、师长与校友承传着同一份的校园文化，当中有多少误会与共识，有多少盲点与透明度，有多少岁月冲刷的不可预知，又有多少原来并不理所当然的假设被变相挪用？凡此种种，可能都要透过民间社会独立第三方调查跟进，方能得到一个各方信纳的结论。这会是重建信任避免覆辙重蹈的最佳基础，也体现本地民间社会自我省察改善的生命力。
当然，公众舆论的集体思维，远比一板一眼的制度运作来得迅速。由校园文化的服从与反抗；到拥有权力的人如何能够自觉自限，顾及弱势一方；再到电影旁白如何避免过份介入，破坏纪录片的客观性，各式各样的讨论，早已纷陈于洗板连连的社交网络。即使是与校方属同一份信仰的教会公共空间，也见有神学工作者讨论惠他与暴政之别、权力的爱怎样不是爱；亦有维护家庭价值人士建言，如何保障子女私隐免受侵犯。在香港仅馀的自由空间里，在高度炽热的事态之中，不是每一则讨论都直接对应事件，可以达成共识；然而民间社会的不同成员（包括一众当事人）都总是能够受惠，在去芜存菁之中寻求自我觉醒和改善，在狭缝中为下一代争取一个更好的成长空间。这是言论自由的可贵。
对教会群体而言，靠赖耶稣基督，向主认罪和悔改，是与上主重新结连的根本，也是信仰生命的开端。在迈向完全的成圣路上，时间可以很长，也总会有高低起伏，需要大家坦诚面对，也需要彼此尊重──关于这一点，我们深信，无论哪一个世代，无论在这永恒的瞬间身处哪一个位置，都可以靠赖耶稣基督做得到。至于这套原本用作内部播放和校友筹款的电影，即使被永久湮没于公众视线以外，若是可以换来一份尊重新世代的承诺，一份对手握权力者的鑑戒，那么这套电影对香港社会来说，依然是深具价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