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本地電影出現小陽春，一齣原本票房可期的校園紀錄片，在包場及優先場連綿數月而不息之下正式公映，卻於四天後在群情洶湧之中被腰斬。當片中的部份主角向坊間媒體表示原來並不同意公映，她們與校方之間多年來的不斷妥協與未解張力也得以曝光，公眾輿論對電影亦由萬眾期待變成極度失望甚至震怒，所觸發的情緒巨浪在社交網絡不斷洗板。網民要求道歉停播，甚至要求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撤回之前頒發給《給十九歲的我》的年度最佳電影獎項。在這高壓日子，大家原本都因著這齣橫跨香港十年風雨歲月的生命成長記錄，而稍得慰藉；卻又實在難以接受這樣的慰藉，原來很有可能建基於少年人私隱權的剝削和傷害之上，無論是有心還是無意。
到底一紙好像平日校園課外活動所用的家長同意書，如何能夠延續十年，成為將學生成長歲月的明與暗向公眾展現的基礎？到後來，在一眾主角的第二份同意書還未集齊的情況下，紀錄片如何由原本用來給學校籌款的DVD影片，晉身於戲院大銀幕公映？當學生、師長與校友承傳著同一份的校園文化，當中有多少誤會與共識，有多少盲點與透明度，有多少歲月沖刷的不可預知，又有多少原來並不理所當然的假設被變相挪用？凡此種種，可能都要透過民間社會獨立第三方調查跟進，方能得到一個各方信納的結論。這會是重建信任避免覆轍重蹈的最佳基礎，也體現本地民間社會自我省察改善的生命力。
當然，公眾輿論的集體思維，遠比一板一眼的制度運作來得迅速。由校園文化的服從與反抗；到擁有權力的人如何能夠自覺自限，顧及弱勢一方；再到電影旁白如何避免過份介入，破壞紀錄片的客觀性，各式各樣的討論，早已紛陳於洗板連連的社交網絡。即使是與校方屬同一份信仰的教會公共空間，也見有神學工作者討論惠他與暴政之別、權力的愛怎樣不是愛；亦有維護家庭價值人士建言，如何保障子女私隱免受侵犯。在香港僅餘的自由空間裡，在高度熾熱的事態之中，不是每一則討論都直接對應事件，可以達成共識；然而民間社會的不同成員（包括一眾當事人）都總是能夠受惠，在去蕪存菁之中尋求自我覺醒和改善，在狹縫中為下一代爭取一個更好的成長空間。這是言論自由的可貴。
對教會群體而言，靠賴耶穌基督，向主認罪和悔改，是與上主重新結連的根本，也是信仰生命的開端。在邁向完全的成聖路上，時間可以很長，也總會有高低起伏，需要大家坦誠面對，也需要彼此尊重──關於這一點，我們深信，無論哪一個世代，無論在這永恆的瞬間身處哪一個位置，都可以靠賴耶穌基督做得到。至於這套原本用作內部播放和校友籌款的電影，即使被永久湮沒於公眾視線以外，若是可以換來一份尊重新世代的承諾，一份對手握權力者的鑑戒，那麼這套電影對香港社會來說，依然是深具價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