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十九岁的我》是教会学校的project，是一个历经十年投下不少资源的project。校长的创意和开放构思值得尊重，导演和拍摄团队的专业精神和高水平制作应该受到肯定。校长和导演都是虔诚基督徒，职场上都有成就、受尊重，应该是职场神学的好叙事。他们讲好故事，好评如潮，批评声音虽然有，算是微弱。
教会喜欢好故事，反应积极。有教会原本包场于这星期六观看，电影会后邀请校长分享交流，主题是「了解和如何跟这世代青年沟通」，并邀请其他四间堂会青年事工导师和牧者参与。
然而，昨天突然爆出影片公映严重违反了片中女生和一位奥运运动员的意愿，引起公众巨大迴响，最终导演宣布今日起暂停公映。
《给十九岁的我》拍摄的对象是一群在成长中的中学生，她们无疑应该受到社会最大的保护和尊重。她们的家长即使授权学校拍摄，也只是基于对学校的完全信任，学校当然不应该以此为影片公映的借口或护身符。《给十九岁的我》本来可以是一部高水平的珍贵纪录片，但拍摄过程中如有严重（虽然未必是刻意）的疏忽，影片有可能就失去其价值和意义。影片风波提醒我们，在权力严重不对等下，即使是最良好的动机，即使在看似安全的环境中，也可能会造成无可弥补的创伤。然而，如果整个事件能够激发社会在权力不对等的情况下，对弱者给予应有的关注、保护和及时支援，这影片则留下「不只是永恒的一个片段，而是一个永恒的教材。」（区家麟，脸书帖文，2023年2月5日）
教会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回应。「啊，原来如此！」然后感慨：「他们不幸陷入试探，怎会这样呢？」然后即刻割席：「这与我们无关，我们可不是这样的。」完毕。切割式的自义是简单的信仰反省，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往往是教会典型的回应。这回应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涌入的人也多。
另一回应是，这其实是非常普遍的教会叙事，类似这样的事常发生在教会里。在没有足够理据之前，自然没有必要假定所有指控都是确实。然而，如果在权力不对等下，导演确实介入并主导了故事的呈现，导演和校方确实强求学生服从，我们更不应该自义地扔石头，而是要学习在他人的错失中看到自己的影子，真诚反省自己或许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这回应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
事实上，教会充斥着各种权力，教会圈子内权力往往不对等，但在「用上帝的爱浸死她们」的自勉下，善意的爱逐渐被扭曲，教会自然不容易察觉到「扭曲的爱的暴力」。恶之所以难防，因为恶总是包着爱的糖衣。教会如要回应，首先应该认真反省自己教会、神学院、宣教、教育、社会福利等事工中权力不对等的真相。
英国大文豪C.S. Lewis曾说：「在所有暴政中，真诚为受害者谋福利的暴政或许是最具压迫性的。苟活于无良掠夺的商贾下，总强于活在全能的道德干预者之下。无良商贾的残酷有时或会沉睡，他们的贪婪有时或会满足；但那宣称为我们好而折磨我们的人却永无休止地折磨我们，因为他们是问心无愧地这样做。他们或许更有可能上天堂，但同时他们更有可能是造成人间地狱。这种善意带着难以容忍的侮辱：违背一个人的意愿『被治愈』，从他或不认为是疾病的状态中『被治愈』，是将他当作尚未达理性年龄或永远不会达理性年龄，与婴儿、白痴和家畜同类。」(C.S. Lewis, 1954,“The Humanitarian Theory of Punishment.”)
教会需要先知的敏锐坦承：「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赛六5，《和合本修订版》，下同）教会需要使徒的谦卑回转：「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提前一15下-16上）
（作者为Quest Institute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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