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十九歲的我》是教會學校的project，是一個歷經十年投下不少資源的project。校長的創意和開放構思值得尊重，導演和拍攝團隊的專業精神和高水平製作應該受到肯定。校長和導演都是虔誠基督徒，職場上都有成就、受尊重，應該是職場神學的好敘事。他們講好故事，好評如潮，批評聲音雖然有，算是微弱。
教會喜歡好故事，反應積極。有教會原本包場於這星期六觀看，電影會後邀請校長分享交流，主題是「了解和如何跟這世代青年溝通」，並邀請其他四間堂會青年事工導師和牧者參與。
然而，昨天突然爆出影片公映嚴重違反了片中女生和一位奧運運動員的意願，引起公眾巨大迴響，最終導演宣佈今日起暫停公映。
《給十九歲的我》拍攝的對象是一群在成長中的中學生，她們無疑應該受到社會最大的保護和尊重。她們的家長即使授權學校拍攝，也只是基於對學校的完全信任，學校當然不應該以此為影片公映的藉口或護身符。《給十九歲的我》本來可以是一部高水平的珍貴紀錄片，但拍攝過程中如有嚴重（雖然未必是刻意）的疏忽，影片有可能就失去其價值和意義。影片風波提醒我們，在權力嚴重不對等下，即使是最良好的動機，即使在看似安全的環境中，也可能會造成無可彌補的創傷。然而，如果整個事件能夠激發社會在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下，對弱者給予應有的關注、保護和及時支援，這影片則留下「不只是永恆的一個片段，而是一個永恆的教材。」（區家麟，臉書帖文，2023年2月5日）
教會可以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回應。「啊，原來如此！」然後感慨：「他們不幸陷入試探，怎會這樣呢？」然後即刻割席：「這與我們無關，我們可不是這樣的。」完畢。切割式的自義是簡單的信仰反省，保持一定的安全距離往往是教會典型的回應。這回應的門是寬的，路是大的，湧入的人也多。
另一回應是，這其實是非常普遍的教會敘事，類似這樣的事常發生在教會裡。在沒有足夠理據之前，自然沒有必要假定所有指控都是確實。然而，如果在權力不對等下，導演確實介入並主導了故事的呈現，導演和校方確實強求學生服從，我們更不應該自義地扔石頭，而是要學習在他人的錯失中看到自己的影子，真誠反省自己或許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這回應的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
事實上，教會充斥著各種權力，教會圈子內權力往往不對等，但在「用上帝的愛浸死她們」的自勉下，善意的愛逐漸被扭曲，教會自然不容易察覺到「扭曲的愛的暴力」。惡之所以難防，因為惡總是包著愛的糖衣。教會如要回應，首先應該認真反省自己教會、神學院、宣教、教育、社會福利等事工中權力不對等的真相。
英國大文豪C.S. Lewis曾說：「在所有暴政中，真誠為受害者謀福利的暴政或許是最具壓迫性的。苟活於無良掠奪的商賈下，總強於活在全能的道德干預者之下。無良商賈的殘酷有時或會沉睡，他們的貪婪有時或會滿足；但那宣稱為我們好而折磨我們的人卻永無休止地折磨我們，因為他們是問心無愧地這樣做。他們或許更有可能上天堂，但同時他們更有可能是造成人間地獄。這種善意帶著難以容忍的侮辱：違背一個人的意願『被治癒』，從他或不認為是疾病的狀態中『被治癒』，是將他當作尚未達理性年齡或永遠不會達理性年齡，與嬰兒、白痴和家畜同類。」(C.S. Lewis, 1954,“The Humanitarian Theory of Punishment.”)
教會需要先知的敏銳坦承：「禍哉！我滅亡了！因為我是嘴唇不潔的人，住在嘴唇不潔的民中。」（賽六5，《和合本修訂版》，下同）教會需要使徒的謙卑回轉：「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然而，我蒙了憐憫。」（提前一15下-16上）
（作者為Quest Institute主席）
【iQuest道在人間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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