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随着内地公布新冠「新十条」，大幅放宽各项抗疫封控措施，特区政府亦几乎尽撤管控新冠肺炎疫情的本地社交距离措施，连「安心出行」、疫苗通行证以及限聚令也终止了，只剩下口罩令，还有仍然在社区运作的疫苗接种站、指定诊所以及检测中心。自二○二○年初开始的本地新冠疫情，起起伏伏，如今进入了新的阶段。对堂会来说，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大门不再需要摆设各项外在法规要求的手机扫描关卡，阻止某些人士进入，这对于近年愈见敏感于政教关系微妙变化的本地教会群体而言，实在不无意义。
回望三年疫情，本地教会群体一直与民间社会一同严阵以待，这在疫症最初期，当大家对于如何防範这新型病毒仍然所知不多之时，就已经清晰得见。当时大家引用十多年前针对非典型肺炎（沙士）的经验，人人自动自觉戴口罩、勤洗手、替Ｕ型渠道灌水。而不少堂会主动筹集口罩等抗疫物资分发给社区，有教会自制酒精搓手液，有宗派和基督教机构什至自设厂房制造口罩，以应付社区供应紧张的情况。在那个尚未有「安心出行」的年代，倘若堂会有成员受感染，涉事堂会就会主动关门消毒，并向当局呈报个案以便追踪源头，堵截成效有目共睹。
抗疫牵涉种种关乎疫区封控、人流及社交距离控制，以及推动疫苗接种的措施，对巿民日常生活固然造成相当不便，到一地步可以无法上班上学，某程度上削弱了自由。而严苛的防控措施，以及官方所言的「制造不便」以鼓励巿民接种疫苗，亦往往令种种同样攸关健康的社交需要及灵性支援不易维持。什么阶段应采取什么措施，即使特区政府的抗疫督导专家亦会意见不一，民间在严苛的防疫措施下过活，也实在不容易。
这方面，支持抗疫以至接种疫苗的本地教会，亦见到不同层面的个别努力：例如上班一族无处午膳，有堂会在依足当时防疫法规的情况下开放供人用膳。又例如，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受惠于疫苗的朋友，因为宗教处所被纳入「疫苗气泡」而无法踏足教会，香港基督教协进会就跟当局磋商，以至要求将宗教处所剔出法规管制以外；这建议虽然直到疫苗通行证措施撤销后仍未实现，然而经磋商后，宗教处所被理解为举行宗教礼仪之处，其他地方（例如教会办公室等）就变相成了「折衷区域」。此外，当安心出行强制于公共场所使用时，曾有社福机构（当中包括基督教机构）发声呼吁关注无家者及基层的处境，要求当局为他们制定折衷方案。凡此种种所反映的，是香港民间社会面对逆境时的一股生命力，以及对于种种基本自由（包括宗教自由）的一份珍惜。
现在说新冠疫情快将走进历史，可能为时尚早。事实上，内地种种抗疫封控措施霎时解除之后，社交网络不时传出关于内地医院、殡仪馆和火葬场的挤拥情况，海外多国亦接连对中国（包括港澳）发出更严格的检疫以至限飞命令。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亦公开表示，在中国没有提供全面信息的情况下，世界各国以他们认为可以保护人民的方式行事，是可以理解。当特区正积极筹备与内地通关之时，本地民间社会（包括教会）仍应秉持三年来的同一份觉醒、勇气和生命力，继续守望相助，维护弱小，同心抗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