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隨著內地公佈新冠「新十條」，大幅放寬各項抗疫封控措施，特區政府亦幾乎盡撤管控新冠肺炎疫情的本地社交距離措施，連「安心出行」、疫苗通行證以及限聚令也終止了，只剩下口罩令，還有仍然在社區運作的疫苗接種站、指定診所以及檢測中心。自二○二○年初開始的本地新冠疫情，起起伏伏，如今進入了新的階段。對堂會來說，最大的變化莫過於大門不再需要擺設各項外在法規要求的手機掃描關卡，阻止某些人士進入，這對於近年愈見敏感於政教關係微妙變化的本地教會群體而言，實在不無意義。
回望三年疫情，本地教會群體一直與民間社會一同嚴陣以待，這在疫症最初期，當大家對於如何防範這新型病毒仍然所知不多之時，就已經清晰得見。當時大家引用十多年前針對非典型肺炎（沙士）的經驗，人人自動自覺戴口罩、勤洗手、替Ｕ型渠道灌水。而不少堂會主動籌集口罩等抗疫物資分發給社區，有教會自製酒精搓手液，有宗派和基督教機構甚至自設廠房製造口罩，以應付社區供應緊張的情況。在那個尚未有「安心出行」的年代，倘若堂會有成員受感染，涉事堂會就會主動關門消毒，並向當局呈報個案以便追蹤源頭，堵截成效有目共睹。
抗疫牽涉種種關乎疫區封控、人流及社交距離控制，以及推動疫苗接種的措施，對巿民日常生活固然造成相當不便，到一地步可以無法上班上學，某程度上削弱了自由。而嚴苛的防控措施，以及官方所言的「製造不便」以鼓勵巿民接種疫苗，亦往往令種種同樣攸關健康的社交需要及靈性支援不易維持。甚麼階段應採取甚麼措施，即使特區政府的抗疫督導專家亦會意見不一，民間在嚴苛的防疫措施下過活，也實在不容易。
這方面，支持抗疫以至接種疫苗的本地教會，亦見到不同層面的個別努力：例如上班一族無處午膳，有堂會在依足當時防疫法規的情況下開放供人用膳。又例如，由於種種原因無法受惠於疫苗的朋友，因為宗教處所被納入「疫苗氣泡」而無法踏足教會，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就跟當局磋商，以至要求將宗教處所剔出法規管制以外；這建議雖然直到疫苗通行證措施撤銷後仍未實現，然而經磋商後，宗教處所被理解為舉行宗教禮儀之處，其他地方（例如教會辦公室等）就變相成了「折衷區域」。此外，當安心出行強制於公共場所使用時，曾有社福機構（當中包括基督教機構）發聲呼籲關注無家者及基層的處境，要求當局為他們制定折衷方案。凡此種種所反映的，是香港民間社會面對逆境時的一股生命力，以及對於種種基本自由（包括宗教自由）的一份珍惜。
現在說新冠疫情快將走進歷史，可能為時尚早。事實上，內地種種抗疫封控措施霎時解除之後，社交網絡不時傳出關於內地醫院、殯儀館和火葬場的擠擁情況，海外多國亦接連對中國（包括港澳）發出更嚴格的檢疫以至限飛命令。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亦公開表示，在中國沒有提供全面信息的情況下，世界各國以他們認為可以保護人民的方式行事，是可以理解。當特區正積極籌備與內地通關之時，本地民間社會（包括教會）仍應秉持三年來的同一份覺醒、勇氣和生命力，繼續守望相助，維護弱小，同心抗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