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巴特叶尔曼（Bart D. Ehrman）的着作《制造圣经：圣经中不为人知的矛盾》（Jesus, Interrupted：Revealing the Hidden Contradictions in the Bible (And Why We Don’t Know About Them)）汉译出版，却不知何故未有引起香港信徒的热烈讨论。书中所论及的其实都是历史批判释经的基本知识，而我对圣经研究无兴趣，故我亦不欲深究书中内容。
然而，《制造圣经》要求读者反思圣经的意义，就再不是单纯是释经学问题，而是神哲学问题，也正是大卫史特劳斯（David Strass）的自由神学、布特曼（Rudolf Bultmann）的神学诠释学和弗莱（Hans W. Frei）的叙事神学所争论的核心问题。对于传统的自由神学而言，圣经纯然是虚构成分居多的神话，故其意义只在于道德教训；然而，布特曼却提出「去神话化」，认为诠释作为神话的圣经的正确方式是「存在主义式」的，即找出神话对信徒在当下处境的意义。弗莱却不满布特曼视圣经为神话，使圣经的神圣尽失，故坚持圣经是一本纪实文学的小说，而非神话。本文将简介三派立场。
大卫史特劳斯：圣经只有道德意义
自由主义神学的源头可以追溯至理性主义哲学家史宾诺沙（Baruch Spinoza，1632-1677）。史宾诺沙不是基督徒，而是犹太人，却因其自然神论主张而被阿姆斯特丹犹太人遂出社区与会堂。事实上，史宾诺沙对圣经的理解实令十七世纪犹太教徒难以接受。在1677年的《神学政治论》（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里，史宾诺沙指出，由于旧约圣经充斥与自然科学相违的神迹，因而只能被理解为道德寓言故事。「因为圣经中有许多叙述得像有其事或信以为真的事，实际上只是象征的、想像的。」（《神学政治论》6.50）1 史宾诺沙的主张可被视为批判释经之始。
相较之下，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对圣经的批判就温和得多：康德只是将新约圣经的重点放在道德之上，而未有明确否认神迹。在1793年的《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ßen Vernunft）里，康德认为在新约圣经里，耶稣建构的是「道德宗教」，因此圣经内的神迹是否真实并不重要。康德说耶稣「是要成全犹太人的律法（《马太福音》第5章，第17节），但在这里，显然不是书面学问，而是纯粹的理性宗教，才必然是这种律法的诠释者」。2 而黑格尔（G. W. F. Hegel，1770-1831）在其早年作品《耶稣生平》（1793-95）对福音书「神话」内容的立场基本与康德一致：「耶稣的目的在于重新唤醒人的道德感，在于影响[人的]精神态度。⋯⋯他们一旦打破了据说可以占据道德的地位的权威命令的桎梏，他们的理性就可以得到自由，并且现在就可以服从理性自己的命令。」3
被视为「左翼黑格尔主义者」的施特劳斯（David Strauss）对圣经的批判态度却比黑格尔激进得多。在1835年出版《耶稣生平》（Das Leben Jesu）里，施特劳斯明确质疑福音书所载的耶稣故事只是神话。施特劳斯认为福音「不是历史⋯⋯而是虚构」。 4不过，帕蒂森（George Pattison）指出，施特劳斯「并非归咎于福音书作者有意的虚构，而只是指出初期基督徒因为相信耶稣是弥塞亚，导致他们透过弥塞亚的滤镜去看待其言行。」5 用诠释学的说法，就是：因为初期教会信徒有「耶稣是弥塞亚」的前见，所以才理解耶稣生平为弥塞亚的生平。
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神学家进一步认为，在去除虚构的神话内容后，圣经就只剩下道德教训的意义。例如宇立赫（Adolf Jülicher）指出「一点」解释法（one point approach）解释福音书中的耶稣比喻，认为每个比喻只是旨在表达一个道德教训。6 受康德影响，立敕尔（Albrecht Ritschl）更认为基督宗教只是旨在导人向善：「上帝的国度预设法律範畴的普遍有效性作为最高道德任务的手段。」7上述自由主义神学家的「去神话化」，事实上是取消圣经的宗教成分，使信仰仅保留道德价值，令基督宗教仅仅作为康德式的道德的神学。
布特曼的去神话化
自由主义神学出身的布特曼由于不满施特劳斯等人以「删减」（subtraction）的方式对圣经进行去神话化，因而脱离了自由主义神学，成为存在主义神学的一员，并发展出其着名的理论「去神话化」神学。
布特曼虽然同意自由主义神学家否定福音书为历史书，却同时主张保留福音书中的宗教成分，因为他认为「基督教的信仰的不是奠基在历史的耶稣（historical Jesus）之上，而是建立在基督事件（Christ event）上。」8 施特劳斯认为耶稣的神话只是初期教会信徒的想像，因而否定其「虚构成分」、只保留道德教训，但布特曼认为神话本身透露的宗教价值对当下处境仍有意义。因此布特曼神学才被视为一种「存在主义式神学」。如布特曼所言：
因着基督，宽恕的言语凌驾于一切已发生及仍发生的事情上。它作为教会宣讲的正当言语与我们相遇，此言语以神圣权威向我们保证宽恕，因而使我们有自由去爱。上帝的启示作为历史事件因此是耶稣基督作为上帝圣言，始于拿撒勒人耶稣的偶发、历史事件（Geschichtlichkeit），并活现于教会传统。耶稣基督的事实与宣讲之外的可见事物无关，而是在宣讲中与我们相遇，并因而变成当下之事情。他就是圣言。9
如此一来，布特曼断言「耶稣基督的事实」与福音无关，因为福音不是关于过去历史事实的叙述，而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历史事件」在教会传统下，透过「宣讲」对我们今日信徒的意义。
可是布特曼的说法产生其他问题。首先，如果福音跟其他宗教的故事一样只是神话，那为何人要在福音里寻求当代意义呢？为何人不从《日本书纪》的神道教神话寻找意义？当然，布特曼可以回应，说只有福音才是透过教会宣讲而呈现当代意义的神话，与其他宗教有别。然而，「宣讲」并不是基督宗教的专利。伊斯兰教在清真寺也宣讲可兰经，佛教在佛寺也宣讲佛经。如此一来，基督宗教的独特性尽失。
其次，布特曼事实上跟自由主义神学家一样否定了「耶稣基督的事实」，只是后者仅仅在认知判断上认为耶稣生平「不是事实」，而前者更进一步认为这认知判断没有意义。可是，如果耶稣的道成肉身、死而复活只是神话，不是事实，那么基督信仰还成立吗？信仰真的能够完全无须事实依据吗？
弗莱的叙事神学
由于无法接受布特曼视福音为神话的说法，弗莱提出了叙事神学，重新肯定福音的史实。「福音叙事并不仅仅是耶稣之历史的重建，也不是与历史毫不相干的虚构故事，而是犹如历史一般的（history-like）故事，⋯⋯与布特曼不同的是弗莱坚称， 福音故事的本质以及它要表达的世界观是写实性的（realistic），不是神话式的（mythical）。」10 弗莱不是说圣经是客观的历史纪录，而是认为福音是以事实为基础的报告与叙事：「福音叙事的性质乃类似于「历史着作和长篇小说」(historical writing and traditional novel)，而非神话。」11 如弗莱所言：
福音故事的形式是充分的小说式的，因此我们必须说，耶稣身上呈现的救赎行为的模式与其个人故事一致，以至于他先占了这种模式。这是他的故事，而且不能被任何其他人的故事所覆述──正如任何特定个人的故事，无论是虚构还是真实，皆完全是他自己的故事，而不属于任何他人。12
此外，弗莱进一步批评布特曼等人无视圣经故事的独特，而是强行把圣经塞入哲学诠释学、神话等「人本主义」框架。如此一来，「不但圣经对信仰的权威尽失，而且圣经此部分已无宗教意义可言。」13
弗莱的叙事神学坚拒神话一词，是为了保留耶稣基督的事实在福音的地位，保证耶稣的死而复活是事实。然而，弗莱的问题在于他对所谓「人本主义」方法论的偏见。他批评哲学家与自由主义神学家以人本主义框架来理解圣经，然而弗莱引入「小说」去评价福音的地位，本身也是以人的文学概念去理解圣经这本宗教典籍。为何弗莱不认为「小说」一词也会削弱了圣经的神性呢？更大问题是，为了强调「事实」，弗莱把福音书视作一种报告文学，与唐山大地震这些纪实文学同类，然而纪实文学或报告文学却是带有作者情感的主观叙事；到底福音对耶稣生平的叙事，是表达宗教价值还是个人情感，即变得模糊不清。
不过，弗莱的叙事神学最大问题，莫过于对「人本」的抗拒。西方神学自奥古斯丁以来，往往很容易落入圣俗二分、神人对立二元思维。然而，拥有神人二性的耶稣基督本身就打破了这种二元对立。基督本身是向人显现的圣道，因而是人可以理解的圣道；人不可能脱离「人本」的处境去理解基督，基督更不可能要求人以纯然的神性去认识他。而圣经作为人所书写及阅读的文本，无论是神话还是小说，必须由人的角度诠释（故此存在主义神学特别强调当下处境）。
从自由主义神学，到布特曼的神学诠释学及弗莱的叙事神学，人对福音的理解都从未理开过「人」的框架。神哲学（Philosophical Theology）的工作不是要排除人类的理性与情感，高举「回到圣经原意」、「脱离人本主义思维」这些空洞的废话口号，而是要反覆检视不同人在不同诠释角度下的限制与优势，进而建构更接近上主圣道的信仰，这才是认识信仰的应有态度。
2022年11月25日
格拉斯哥大学
注：
1.史宾诺沙着，温锡增译，《神学政治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页102。
2.康德着，李秋零译，《康德着作全集6：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道德形而上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页162。
3.黑格尔着，贺麟译，《黑格尔早期神学着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页159。
4.Strauss, David, The Life of Jesus, trans. George Eliot, (London: Swan Sonnenschein and Co. Lim, 1902), 87.
5.George Pattison, ‘D.F. Strauss: Kierkegaard and radical demythologization’, Kierkegaard and His
German Contemporaries Tome ii: Theology, ed. Jon Stewar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 238.
6.Jülicher, Adolf, Die Gleichnisreden Jesu, 2 vols, (Tübingen: J.C.B. Mohr, 1888-1889), 70.
7.Ritschl, Adolf, Vorlesung ‘Theologische Ethik’, ed. R. Schäfer, (Berlin/New York, 2007), 79.
8.欧力仁，〈布特曼的「解神话」诠释学以及「叙事神学」的回应〉，载《新世纪宗教研究》8.4（2010.6），页61。
9.Rudolf Bultmann, ‘New Testament and Mythology’, Kerygma And Myth, ed. Rudolf Bultmann and Hans Werner Bartsch,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1), 102.
10.欧力仁，〈布特曼的「解神话」诠释学以及「叙事神学」的回应〉，页71-72。
11.同上，页74。
12.Hans W. Frei, Theology and Narrative: Selected Essays, ed. George Hunsinger and William C. Placher,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46.
13.Hans W. Frei, The Eclipse of Biblical Narrative: A Study in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y Hermeneutics, (New He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4),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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