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巴特葉爾曼（Bart D. Ehrman）的著作《製造聖經：聖經中不為人知的矛盾》（Jesus, Interrupted：Revealing the Hidden Contradictions in the Bible (And Why We Don’t Know About Them)）漢譯出版，卻不知何故未有引起香港信徒的熱烈討論。書中所論及的其實都是歷史批判釋經的基本知識，而我對聖經研究無興趣，故我亦不欲深究書中內容。
然而，《製造聖經》要求讀者反思聖經的意義，就再不是單純是釋經學問題，而是神哲學問題，也正是大衛史特勞斯（David Strass）的自由神學、布特曼（Rudolf Bultmann）的神學詮釋學和弗萊（Hans W. Frei）的敘事神學所爭論的核心問題。對於傳統的自由神學而言，聖經純然是虛構成分居多的神話，故其意義只在於道德教訓；然而，布特曼卻提出「去神話化」，認為詮釋作為神話的聖經的正確方式是「存在主義式」的，即找出神話對信徒在當下處境的意義。弗萊卻不滿布特曼視聖經為神話，使聖經的神聖盡失，故堅持聖經是一本紀實文學的小說，而非神話。本文將簡介三派立場。
大衛史特勞斯：聖經只有道德意義
自由主義神學的源頭可以追溯至理性主義哲學家史賓諾沙（Baruch Spinoza，1632-1677）。史賓諾沙不是基督徒，而是猶太人，卻因其自然神論主張而被阿姆斯特丹猶太人遂出社區與會堂。事實上，史賓諾沙對聖經的理解實令十七世紀猶太教徒難以接受。在1677年的《神學政治論》（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裡，史賓諾沙指出，由於舊約聖經充斥與自然科學相違的神蹟，因而只能被理解為道德寓言故事。「因為聖經中有許多敘述得像有其事或信以為真的事，實際上只是象徵的、想像的。」（《神學政治論》6.50）1 史賓諾沙的主張可被視為批判釋經之始。
相較之下，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對聖經的批判就溫和得多：康德只是將新約聖經的重點放在道德之上，而未有明確否認神蹟。在1793年的《單純理性限度內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ßen Vernunft）裡，康德認為在新約聖經裡，耶穌建構的是「道德宗教」，因此聖經內的神蹟是否真實並不重要。康德說耶穌「是要成全猶太人的律法（《馬太福音》第5章，第17節），但在這裡，顯然不是書面學問，而是純粹的理性宗教，才必然是這種律法的詮釋者」。2 而黑格爾（G. W. F. Hegel，1770-1831）在其早年作品《耶穌生平》（1793-95）對福音書「神話」內容的立場基本與康德一致：「耶穌的目的在於重新喚醒人的道德感，在於影響[人的]精神態度。⋯⋯他們一旦打破了據說可以佔據道德的地位的權威命令的桎梏，他們的理性就可以得到自由，並且現在就可以服從理性自己的命令。」3
被視為「左翼黑格爾主義者」的施特勞斯（David Strauss）對聖經的批判態度卻比黑格爾激進得多。在1835年出版《耶穌生平》（Das Leben Jesu）裡，施特勞斯明確質疑福音書所載的耶穌故事只是神話。施特勞斯認為福音「不是歷史⋯⋯而是虛構」。 4不過，帕蒂森（George Pattison）指出，施特勞斯「並非歸咎於福音書作者有意的虛構，而只是指出初期基督徒因為相信耶穌是彌塞亞，導致他們透過彌塞亞的濾鏡去看待其言行。」5 用詮釋學的說法，就是：因為初期教會信徒有「耶穌是彌塞亞」的前見，所以才理解耶穌生平為彌塞亞的生平。
十九世紀自由主義神學家進一步認為，在去除虛構的神話內容後，聖經就只剩下道德教訓的意義。例如宇立赫（Adolf Jülicher）指出「一點」解釋法（one point approach）解釋福音書中的耶穌比喻，認為每個比喻只是旨在表達一個道德教訓。6 受康德影響，立敕爾（Albrecht Ritschl）更認為基督宗教只是旨在導人向善：「上帝的國度預設法律範疇的普遍有效性作為最高道德任務的手段。」7上述自由主義神學家的「去神話化」，事實上是取消聖經的宗教成分，使信仰僅保留道德價值，令基督宗教僅僅作為康德式的道德的神學。
布特曼的去神話化
自由主義神學出身的布特曼由於不滿施特勞斯等人以「刪減」（subtraction）的方式對聖經進行去神話化，因而脫離了自由主義神學，成為存在主義神學的一員，並發展出其著名的理論「去神話化」神學。
布特曼雖然同意自由主義神學家否定福音書為歷史書，卻同時主張保留福音書中的宗教成分，因為他認為「基督教的信仰的不是奠基在歷史的耶穌（historical Jesus）之上，而是建立在基督事件（Christ event）上。」8 施特勞斯認為耶穌的神話只是初期教會信徒的想像，因而否定其「虛構成分」、只保留道德教訓，但布特曼認為神話本身透露的宗教價值對當下處境仍有意義。因此布特曼神學才被視為一種「存在主義式神學」。如布特曼所言：
因着基督，寬恕的言語凌駕於一切已發生及仍發生的事情上。它作為教會宣講的正當言語與我們相遇，此言語以神聖權威向我們保證寬恕，因而使我們有自由去愛。上帝的啟示作為歷史事件因此是耶穌基督作為上帝聖言，始於拿撒勒人耶穌的偶發、歷史事件（Geschichtlichkeit），並活現於教會傳統。耶穌基督的事實與宣講之外的可見事物無關，而是在宣講中與我們相遇，並因而變成當下之事情。祂就是聖言。9
如此一來，布特曼斷言「耶穌基督的事實」與福音無關，因為福音不是關於過去歷史事實的敘述，而是關於耶穌基督的「歷史事件」在教會傳統下，透過「宣講」對我們今日信徒的意義。
可是布特曼的說法產生其他問題。首先，如果福音跟其他宗教的故事一樣只是神話，那為何人要在福音裡尋求當代意義呢？為何人不從《日本書紀》的神道教神話尋找意義？當然，布特曼可以回應，說只有福音才是透過教會宣講而呈現當代意義的神話，與其他宗教有別。然而，「宣講」並不是基督宗教的專利。伊斯蘭教在清真寺也宣講可蘭經，佛教在佛寺也宣講佛經。如此一來，基督宗教的獨特性盡失。
其次，布特曼事實上跟自由主義神學家一樣否定了「耶穌基督的事實」，只是後者僅僅在認知判斷上認為耶穌生平「不是事實」，而前者更進一步認為這認知判斷沒有意義。可是，如果耶穌的道成肉身、死而復活只是神話，不是事實，那麼基督信仰還成立嗎？信仰真的能夠完全無須事實依據嗎？
弗萊的敘事神學
由於無法接受布特曼視福音為神話的說法，弗萊提出了敘事神學，重新肯定福音的史實。「福音敘事並不僅僅是耶穌之歷史的重建，也不是與歷史毫不相干的虛構故事，而是猶如歷史一般的（history-like）故事，⋯⋯與布特曼不同的是弗萊堅稱， 福音故事的本質以及它要表達的世界觀是寫實性的（realistic），不是神話式的（mythical）。」10 弗萊不是說聖經是客觀的歷史紀錄，而是認為福音是以事實為基礎的報告與敘事：「福音敘事的性質乃類似於「歷史著作和長篇小說」(historical writing and traditional novel)，而非神話。」11 如弗萊所言：
福音故事的形式是充分的小說式的，因此我們必須說，耶穌身上呈現的救贖行為的模式與其個人故事一致，以至於祂先佔了這種模式。這是祂的故事，而且不能被任何其他人的故事所覆述──正如任何特定個人的故事，無論是虛構還是真實，皆完全是他自己的故事，而不屬於任何他人。12
此外，弗萊進一步批評布特曼等人無視聖經故事的獨特，而是強行把聖經塞入哲學詮釋學、神話等「人本主義」框架。如此一來，「不但聖經對信仰的權威盡失，而且聖經此部分已無宗教意義可言。」13
弗萊的敘事神學堅拒神話一詞，是為了保留耶穌基督的事實在福音的地位，保證耶穌的死而復活是事實。然而，弗萊的問題在於他對所謂「人本主義」方法論的偏見。他批評哲學家與自由主義神學家以人本主義框架來理解聖經，然而弗萊引入「小說」去評價福音的地位，本身也是以人的文學概念去理解聖經這本宗教典籍。為何弗萊不認為「小說」一詞也會削弱了聖經的神性呢？更大問題是，為了強調「事實」，弗萊把福音書視作一種報告文學，與唐山大地震這些紀實文學同類，然而紀實文學或報告文學卻是帶有作者情感的主觀敘事；到底福音對耶穌生平的敘事，是表達宗教價值還是個人情感，即變得模糊不清。
不過，弗萊的敘事神學最大問題，莫過於對「人本」的抗拒。西方神學自奧古斯丁以來，往往很容易落入聖俗二分、神人對立二元思維。然而，擁有神人二性的耶穌基督本身就打破了這種二元對立。基督本身是向人顯現的聖道，因而是人可以理解的聖道；人不可能脫離「人本」的處境去理解基督，基督更不可能要求人以純然的神性去認識祂。而聖經作為人所書寫及閱讀的文本，無論是神話還是小說，必須由人的角度詮釋（故此存在主義神學特別強調當下處境）。
從自由主義神學，到布特曼的神學詮釋學及弗萊的敘事神學，人對福音的理解都從未理開過「人」的框架。神哲學（Philosophical Theology）的工作不是要排除人類的理性與情感，高舉「回到聖經原意」、「脫離人本主義思維」這些空洞的廢話口號，而是要反覆檢視不同人在不同詮釋角度下的限制與優勢，進而建構更接近上主聖道的信仰，這才是認識信仰的應有態度。
2022年11月25日
格拉斯哥大學
註：
1.史賓諾沙著，溫錫增譯，《神學政治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頁102。
2.康德著，李秋零譯，《康德著作全集6：純然理性界限內的宗教、道德形而上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頁162。
3.黑格爾著，賀麟譯，《黑格爾早期神學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頁159。
4.Strauss, David, The Life of Jesus, trans. George Eliot, (London: Swan Sonnenschein and Co. Lim, 1902), 87.
5.George Pattison, ‘D.F. Strauss: Kierkegaard and radical demythologization’, Kierkegaard and His
German Contemporaries Tome ii: Theology, ed. Jon Stewar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 238.
6.Jülicher, Adolf, Die Gleichnisreden Jesu, 2 vols, (Tübingen: J.C.B. Mohr, 1888-1889), 70.
7.Ritschl, Adolf, Vorlesung ‘Theologische Ethik’, ed. R. Schäfer, (Berlin/New York, 2007), 79.
8.歐力仁，〈布特曼的「解神話」詮釋學以及「敘事神學」的回應〉，載《新世紀宗教研究》8.4（2010.6），頁61。
9.Rudolf Bultmann, ‘New Testament and Mythology’, Kerygma And Myth, ed. Rudolf Bultmann and Hans Werner Bartsch,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1), 102.
10.歐力仁，〈布特曼的「解神話」詮釋學以及「敘事神學」的回應〉，頁71-72。
11.同上，頁74。
12.Hans W. Frei, Theology and Narrative: Selected Essays, ed. George Hunsinger and William C. Placher,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46.
13.Hans W. Frei, The Eclipse of Biblical Narrative: A Study in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y Hermeneutics, (New He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4),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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