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

阅读了第一八三二期哑巴父的〈谁在筑起高墙？一位拒绝让子女打新冠疫苗的基督徒父亲的呐喊〉，和一八三三期韩晓华的〈呐喊？还是找错对象泄愤呢？〉，心有所感。

我理解哑巴父的爱子心切，心有同感。虽然其文章内对教会的意思理解不足，且在释经上多有误解，但其爱教会爱主内的心，是真诚的。未曾打针（不论原因）而不能参加教会聚会或过正常教会生活的，何止是小朋友，多少成人，尤其是长者，他们都因为未曾打针而不能过完整的教会生活。

当然，基督徒和教会都是社会一份子，我们有义务遵守合理的防疫措施，使疫情得以缓和，和让公营医疗系统尽量维持正常运作。惟政府不能以防疫之名，不必要地、过份地限制人身自由。

二〇二〇年疫情初发时，全世界对疫情都认识不足，只知它可以致命，又没有可治药物。当时政府采用较严谨的防疫措施，我们可以理解，而教会亦恰当地配合。疫情最严峻时，教会什至停止实体聚会。

惟当疫症变作风土病，而有效治疗药物亦已经面世，我们便需不断重新审视现行防疫措施是否合理？防疫措施会否跟更重要的道德原则和普世核心价值矛盾和冲突？

政府常以疫情夺去多少性命为由，合理化其防疫措施。然而，我们亦应指出，过严的防疫措施，又夺去了多少人的精神健康，又夺去了多少人的心灵健康。假若严厉的防疫措施可以做到不再有一人死亡（包括长期病患者和已经非常高龄者），却令社会很多老、中、青、幼患有精神病，这真是有效的防疫措施？

是否打防疫针，也是每人的自由。每人的健康状况不同，每人的心理状况不同，这都影响他对打防疫针的接受程度。再者，新冠疫苗（无论是科兴或复必泰）都是新发明的，有什么长远副作用，我们仍未清楚！是否值得冒险，各人有自己的衡量，不应自己认为值得冒险，便强迫别人冒险。

政府初时宣传打疫苗说可以预防感染，但现在大家知道打了疫苗仍可感染；政府又宣传说，虽然仍可能感染，但疫苗可防重症和死亡，但现在我们又知道不少打了两、三针的人，都会因染疫而死亡。

既然疫苗的有效性和长远副作用都是未知数，便不应该以疫苗作武器，限制人的宗教活动参与权，使政府自招嫌疑，让人怀疑她有心限制宗教自由，什至处心积虑消灭某些宗教。（不要忘记，我们的国家是高举马列主义的，而国家强调对香港有全面管治权。）

或者，特区政府暂无意管制宗教，只是思虑不周。教会（基督教协进会可作代表）可作政府诤友，先致函所有有关部门，据理力争；若政府不为所动，再在全港报章刊登广告，痛陈利害，争取巿民理解与支持；若政府仍不为所动，不妨考虑申请司法覆核，让法院──尤其是终审法院──作判断。